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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风贤教授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201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了我院卜风贤教授的学术论文《历史灾害研究中的若干前沿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是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属于国内权威的文摘类期刊,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的重要窗口。
  该论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6期,原题为《历史灾害研究中的若干前沿问题》,全文9000字。文章介绍和梳理了中国灾害史研究过去所做的工作并取得了哪些共性认识?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哪些方面属于填漏补缺?我们需要关注的热点问题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18年第4期目录:http://sscp.cssn.cn/zgshkxwz/zgshkxwz201804/


文章全文:
历史灾害研究中的若干前沿问题

中国灾害史研究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在学科界定和理论探索、研究方法创新突破、资料积累、多学科交融的综合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值得肯定的成绩,也有需要反思的一系列问题。初步梳理,这4个问题或许与当前灾害史研究动态相关:1、过去所做的工作并取得了哪些共性认识?2、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3、哪些方面属于填漏补缺?4、我们需要关注的热点问题是什么?

一、灾害史研究的共识性问题。过去2000年内,见之于正史《五行志》以及方志、政书、编年、杂史、载记、地理、诸子等文献之《灾异》、《荒政》、《食货》、《邦计》、《恤民》、《岁时》、《丰荒》、《治水》、《除虫》、《仓储》类篇章的灾害事件记录愈来愈多,且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和空间簇集记录特征。因此,基于近2000年来文献记录的灾害事件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工作在过去几十年灾荒史研究中备受关注。

(一)灾害通史与灾荒个案研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灾害史研究者更多关注于多种灾害的综合研究,或者长时段、大空间的灾害事件集合研究,以求表现历史灾害的规律性特征。早在20世纪30年代,邓云特就开展了中国灾荒史研究,撰著完成《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从国家宏观层面论述了历史灾害的发生概貌和救荒工作。此后有关灾害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日渐增多,综合性的灾荒史研究著作相继出现,灾荒文化和灾害思想的研究也勃然兴起。这种汇总式的思路与通史性的研究方式在近十年时间里发生了很大改变,个案性的灾害史研究日渐增多,一些重要的灾害事件被纳入学术视野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审察分析,如发生于文明早期的大禹治水、明代崇祯时期的陕西旱灾、清代末年的丁戊奇荒等重大灾荒事件。这几个典型灾荒案例的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研究热度与国外灾害史个案中关注度极高的爱尔兰大饥荒几乎不相上下。

(二)历史灾害时空分布研究。研究灾害发生规律主要通过数理统计方法揭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如时间序列分析、回归分析等。这项工作是中国灾荒史研究的独特优势,因为我国历史文献中保存有长达数千年之久的连续的灾荒事件记录,通过灾荒资料的信息化处理,就可以进行多种灾害不同尺度的时空分布研究。早在20世纪20-40年代,一批中国学者通过对历史灾荒资料的计量分析,进而概括其时空分布特征,为灾害史研究奠定了很好的科学基础,如竺可祯《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1925年第3期)对水旱灾害的统计分析、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中分省区分年度的灾害统计、谢义炳《清代水旱灾之周期研究》(《气象学报》1943年第1-4期)中的灾害规律性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为复杂的数理科学方法进入灾荒史领域,时间序列分析、谱分析等技术手段介入灾害史领域,极大地提高了灾害史研究的数理科学水平,从事气象、地震以及科技史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相继推出了一批有重大影响力的灾害史研究成果,陈玉琼、郑云飞等人认为历史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准3年周期、5年周期、11年周期和56年周期(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4期;郑云飞《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分析》,《中国农史》1990年第4期),袁林、陈家其、宋平安、胡人朝等认为历史时期各地区水、旱、蝗、风、雹等灾害发生也具有类似时间分布特征(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陈家其《太湖流域南宋以来旱涝规律及其成因初探》,《地理科学》1989年第1期;宋平安《清代江汉平原水灾害多元化特征剖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胡人朝《长江上游历史洪水发生规律的探索》,《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灾害发生影响因素有天文因素、地球物理因素和人类社会因素等多种形式。天文因素中,太阳黑子变化是一个重要方面,太阳黑子活动的11年周期与灾害发生周期相吻合(陈家其《1991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太阳活动背景》,《灾害学》1992年第1期)。陈家其、邹逸麟等一致认为气候变化是影响灾害发生的又一重要因素,并对农业生产产生了直接影响(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

最近20年来虽然对历史灾害的发生规律也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但总体认识水平和研究理念并未突破既有藩篱。王铮等《中国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地理学报》1995年第3期)认为在空间分布上可以按照胡焕庸线和秦淮线将中国划分为两个灾害域。按照历史灾害的空间分布格局,王绍武、赵宗慈《近五百年我国旱涝史料的分析》(《地理学报》1979年第4期)认为我国旱涝灾害基本有5种类型。卜风贤《周秦汉晋时期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方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8-59页)则根据我国历史时期农区扩展一般过程和历史自然地理基本特征将全国划分为9大灾害区。但是关于灾害区划分的研究仅仅解释了自然灾害的区域差异,并未从本质上揭示自然灾害的空间群发特征。因此,在历史灾害文献考订基础上加强重灾区研究是当前灾害史研究领域迫切需要开展的一项工作。

(三)历史灾荒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灾荒文献具有数量大、类型丰富、序列长的特点,系统全面地记录了历代自然灾害发生情况,以及灾害治理的措施方略。多年来学界在古代灾荒文献的研究整理上用力颇多,也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成为现今灾害史研究最为直接、最为实用的资料依据。

1、灾荒文献的历史研究。高建国、夏明方认为灾荒文献多以“救荒书”概括统筹,但是历史灾荒文献的内容经界显然超出救荒书的涵盖范畴(高建国《灾害学概说》,《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夏明方《救荒活民: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考论》,《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由此观察历史灾荒文献方面的研究工作,就有历史灾荒文献的专题研究和历史灾荒文献的综合研究两方面成果。前者如学界对《五行志》、《救荒活民书》等重要灾荒文献和代表性灾荒人物救荒思想的专门研究(邵侃、卜风贤《中国古代救荒书中的减灾技术资料价值评估》,《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年第3期),后者是从多个角度对历史灾荒文献的传承演进、内容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卜风贤《中国古代救荒书的传承与发展》,《古今农业》2004年第2期)。基于此,夏明方《救荒活民: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考论》认为历史灾荒文献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得以逐步廓清,但是相对于渐趋兴盛的灾荒史研究而言,历史灾荒文献的研究依然显得单薄脆弱,朱浒《灾荒中的风雅:<海宁州劝赈唱和诗>的社会文化情境及其意涵》(《史学月刊》2015年第11期)对此也有类似看法,即除了一些重要灾荒文献的专门论述外,有关历史灾荒文献版本、著录、刊行、流传、考述、作者以及文献价值的整体性研究工作亟待推进和加强。而我们如果按照高建国“灾荒史研究的四个里程碑”标准度量,灾荒史料的整理工作已成为灾荒史研究的重要标志,但灾荒文献的历史研究工作依然处于“滞后阶段”。

2、编纂出版了大量的灾荒史料集,基本可归纳为全国性、区域性和专题性的灾荒历史资料集3类。从灾荒资料整理方面的工作及成果看,几乎各类灾害、各个历史时期和全国各地均有相应的灾害史料汇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以省、县政区为单位的灾荒史料整理工作,既是对“战胜自然灾害”的政策性响应,也为同时期各地开展的地方史志编修工作提供了基本资料,更为现在乃至今后的灾荒史研究做了必要的基础性工作。80年代以来灾荒资料的整理工作日益精进,大部头的灾荒史料汇编相继出版。全国性灾荒史料汇编有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及《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波等编《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李文波编著《中国传染病史料》(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年)、张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等,举凡正史、政书、经书、类书、档案等文献之中的灾荒资料几乎搜罗殆尽;区域性灾荒史料集有各地编纂的灾荒史料汇编,如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编《云南天气灾害史料》(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1980年)、陈桥骚编《浙江灾异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于德源编著《北京历史灾荒灾害纪年:公元前80年一公元1948年》(学苑出版社,2004年),等等,各大江河流域、各省级政区基本都有专门的灾荒资料集出版。专门性的灾荒资料辑录工作主要指按照灾害事件性质分门别类地编辑灾荒史料,如李善邦主编《中国地震目录(第一、二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谢毓寿与蔡美彪主编《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83-1987年)、骆承政与乐嘉祥主编《中国大洪水—灾害性洪水述要》(中国书店,1996年)、张剑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近年来还出版了一批大部头的灾荒史料汇编,比较重要的有温克刚主编《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气象出版社,2005-2010年)、来新夏主编《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集·灾异志》(学苑出版社,2009年)、古籍影印室编《民国赈灾史料初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殷梦霞与李强选编《民国赈灾史料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李文海等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赵连赏与翟清福主编《中国历代荒政史料》(京华出版社,2010年),等等。

3、对历史灾荒进行量化分析,总结灾荒历史演变的规律性。搜集汇编灾害史料的目的是研究灾害规律、探讨减灾防灾对策,只有对灾害史料进行严格的计量分析才能进行科学的灾害史研究。因此,灾害史研究中对史料量化的标准和方法极为重视,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及《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续补(1980-1992)》(气象出版社,1993年)两部代表性的历史气候和灾害史著作中提出了评定历史旱涝灾害的标准和方法,该方法依据史料记载,采用5个等级表示各地的降水情况,即1级一涝, 2级一偏涝, 3级一正常、4级一偏旱、5级一旱。此外还有干湿指数、冷暖指数、寒冻频率、冰冻次数序列等多种灾荒史料量化处理方法,这些方法存在的一个共同缺陷是应用对象仅局限于水旱、冷冻等灾害种类,而且灾害等级评价也缺乏灾害学理论支持。与之相反,张建民与宋俭《灾害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认为卜风贤提出的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方法可以对各种历史灾害事件进行等级评价,是一种适用性强的灾害史料量化方法。

4、编制灾害分布地图。利用灾荒信息编制灾害分布地图,是当代减灾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灾害史研究者编制了《中国自然灾害地图集》(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国气候灾害分布图集》(海洋出版社,1997年)、《中国自然灾害系统地图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2004年)等多种灾害地图。

二、当前灾害史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一)灾害史研究的现实关注。卜风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指出我国的自然灾害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多方面成果,而且愈来愈重视理论问题的探讨。高建国《论灾害史的三大功能》(《中国减灾》2005年第1期)认为灾害史研究具备存史、教化、资政三大功能,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突发性、规律性、危害性等特征,因此研究灾害史在理论上不仅是必要的,也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目前灾害史研究中对灾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认为灾害与社会之间存在双向作用的关系,而且把这种认识贯彻到灾害史研究的案例剖析和专题研究中。一方面,人类的生产生活如果漫无节制,毁坏森林、草原,破坏植被,过度开发土地,都将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进而引发自然灾害。远在19世纪晚期,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陈炽就从历史上森林变迁的角度对中国南北两地的灾害频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了解释(见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近年来许多学者还对我国不同区域灾害与生态变化的关系作了历史的实证研究,如吴滔《关于明清生态环境变化和农业灾荒发生的初步研究》(《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高寿仙《明清时期的农业垦殖与环境恶化》(《光明日报》2003年2月25日)。另一方面,灾害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和间接破坏作用也日益显著,成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要制约因素,支撑这一结论的主要成果有方修琦等《环境演变对中华文明影响研究的进展与展望》(《古地理学报》2004年第1期)、满志敏与葛全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1年第1辑)、叶瑜等《从动乱与水旱灾害的关系看清代山东气候变化的区域社会响应与适应》(《地理科学》2004年第6期)。

(二)环境史视野下的灾害问题。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是时代与社会现实的产物与要求,如今灾害史已成为环境史学家关注的重要学科领域,在环境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减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指出环境的历史已不是一个边缘性的话题,而是当今历史编纂学的一个中心内容。西方环境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灾害史研究中很有借鉴和启发作用。高国荣《年鉴学派与环境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认为瘟疫和气候变化是人类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人口激增和工业对资源的过度消费和掠夺,都导致了自然破坏。

(三)对历史灾害信息残缺条件下的研究工作进行尝试性改进。自然灾害研究需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更需要长时间序列的历史灾害记录。我国长时段的历史灾害记录为灾害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特别是过去2000年来灾害文献对各种灾害事件的信息存储较为完备,成为目前自然灾害研究领域极为宝贵的世界性资源。此类研究包括宋正海等主编《历史自然学的理论与实践:天地人综合研究论文集》(学苑出版社,1994年)、张德二《中国历史文献中的高分辨率古气候记录》(《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1期)等。同时,卜风贤、惠富平《中国农业灾害历史演变趋势的初步分析》(《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也指出在过去的2000年时间中,明清以前大约1400年时间的灾害记录相对较少,明清时期540余年的灾害记录颇为集中;在全国范围内,历代政治核心区和主要经济区的灾害记录较多,边远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灾害记录相对较少。这种现象虽然不影响我们对历史灾害发生演变规律的基本判断,但历史灾害资料的不平衡分布现象在本质上属于信息残缺,在解析一定时空条件下灾害频次、结构、灾情等具体问题时就可能得出不科学的结论。因此,历史灾害研究迫切需要更加充分的再研究和再论证,进一步改进其研究方法,克服现有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尝试解决历史灾害信息残缺条件下的研究方式存在的问题,并借此促进灾害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四)对可能的灾害群发期进行文献补充和综合研究。灾害群发期即多种灾害事件集中于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频繁发生、造成严重影响的时间区间。灾害群发期的研究起始于地质学家王嘉荫编著《中国地质史料》(科学出版社,1963年)对中国地质史料的整理工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大禹宇宙期(任振球《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生的一次自然灾害异常期》,《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4期)、两汉宇宙期(高建国《两汉宇宙期的初步探讨》,见《历史自然学进展》,海洋出版社,1988年)、明清宇宙期(徐道一等《宇宙因素与地震关系的初步探讨》,见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陕西天文台编《天体测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陕西天文台出版,1980年;李树菁《明清宇宙期宏观异常自然现象分析》,《历史自然学进展》)等灾害群发期的初步认识。迄今为止,历史灾害群发期的研究依然处于任振球、高建国等人的范式与框架之内,未见更加充分的修正性建议。突出问题有3个:1、在过去2000年时间内,是否存在第三、第四或者更多的灾害群发期?2、每个灾害群发期的时间尺度是否都是几百年之久?3、历史灾害频发的时段是否与古代王朝演替的时间区间完全重合?因此,在灾害群发期的理论基础上,对过去2000年来灾害群发期的数量和时间跨度应该进行一次深刻而全面的检讨,重点审视灾害群发期的时间区间以及在此区间内灾害种类、发生频次、灾害链形式和灾害后果等多方面关系,重建新的历史灾害群发期认识体系。

三、灾害史研究中需要深入讨论与反思的学术难题。(一)对灾害史料的文本解读—新文化史的介入。自然灾害并不仅仅是自然性事件,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不但不同时空中人们对灾荒的认知(包括是否成为灾荒)、应对和解释都深深地凝聚着文化的意蕴,特定的文化和情境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乃至左右着灾荒内外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及其对灾荒的记忆,而且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制作的相关文本及其产生的历史记忆,也在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今人对于历史上灾荒的解读和认知。

灾荒是古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甚至可能是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之一。20世纪以来的灾荒史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融的迅猛发展态势,在中国灾荒通史、区域灾荒史、灾荒社会史、减灾救荒史、灾荒思想文化史以及灾荒文献研究等诸多方面均有成果积累。近年来,灾荒史研究的体制化建设也有显著进步,中国灾荒史学会组织举办了多次专门研讨会,并计划筹办学术刊物,是灾荒史研究渐趋成熟的表现。

近年来,灾荒史领域新文化史研究思潮的介入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它促使我们既要重视灾荒历史过程的研究、灾荒事件的个案性研究,也要关注灾荒问题的文化动因,甚至以前未曾注意的灾荒文献也有发掘研究的学术价值。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萌发状态,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但却扩大了灾荒史研究的视野,在今后一段时间这方面的研究必然蔚为大观。

在新文化史研究的驱动下,中国灾荒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对以往的灾荒史研究模式予以反思、对现有的灾荒文献进行文本解读,以及探索基于灾荒史料计量分析、历史灾害时空分布、减灾救荒史等路径模式的历史灾害问题研究新思路。其中,历史记忆的研究和源自于文学史领域的接受史研究在灾荒史研究中应予以特别关注。第一,历史记忆研究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及集体记忆两大要素在灾荒史中均有长时段的文献叙述,无论是《春秋》中的灾异记录,还是《汉书》、《后汉书》以后的《五行志》体系,甚至于方志中的“灾异”“灾祥”部类,还是《古今图书集成》“庶征典”中的灾荒汇编,无不以时间和灾种为纲目予以编排,材料予取掺杂有编著人的主观意念和灾荒认识,在灾荒史料的文本中反映了灾荒事件的集体记忆及其变化情况。第二,从《周礼地宫·大司徒》荒政十二中的凶荒体系延续到明清时期的灾害集群,各种灾荒事件的历史记录均遵循一定的格式体例。在灾害要素方面有时间、地点、灾种、灾情、救荒、人物等事项,在灾害因子方面有水旱风雨虫霾等类型,在灾害等级方面有三等、五等、十等的区分,也因为依赖于这样的灾荒体系才有可能将数量众多、类型繁杂的灾荒事件统一起来,或归之于“五行”,或纳之于“荒政”,而存诸文献,见载于世。第三,除了常见的五行灾异和荒政文献外,灾荒史研究中向来不受关注的艺文类灾害资料也有研究价值,除了前述新文化史视角下的灾荒唱和诗的文本价值之外,方志艺文中的灾异诗词歌赋、图画中的灾荒场景(其中尤以流民图为最)、文学作品中的灾害事件或者饥荒背景、与灾荒有关的曲艺弹词等,都有重新认识和挖掘的必要。近年来文学史领域的接受史研究方法对解决这一问题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中国灾荒史的研究内容不应局限于灾害事件的历史过程和减灾救荒的历史成就,对灾害事件的记录和认识也应该是灾荒史组成部分。传世文献中对灾荒事件的文本记录存在明显的传承谱系,特别是对重大灾荒事件的叙述方面,早期文献记录与此后各种文本传抄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差别。这是我们在灾荒史研究中针对文献利用而应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此外,灾荒文献记述中出现哪些变化是我们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基于此,今后应更多关注以下几个问题:1、重大灾荒事件的历史记忆:如泛舟之役、瓠子河决、崇祯大旱灾、陕西华县大地震等。2、重要救荒减灾工作的历史记忆:大禹治水、三仓制度、荒政十二等。3、主要灾荒人物的历史记忆:董仲舒、董煟、姚崇等。4、灾荒文献的记录谱系:五行灾异理论、历代《五行志》、方志《灾异》、历代救荒书等。5、对艺文类灾荒文献的再认识。以往的灾荒史研究中基于灾荒史实的考虑对这类资料关注不多,或者并未充分估计其研究价值。当我们从灾荒文本信息角度予以解读时,就需要重新审视艺文类文献中的灾荒史料并将其置于当时当地的灾荒环境中去考察认识。6、灾荒文化圈的历史解释。在历史灾害记忆研究中存在明显的灾荒文化圈现象,这也是当前由一般灾荒史研究转入灾荒文化史研究所面临并函待解决的问题。

(二)历史灾害地理:基于区域灾荒史研究的又一新学科、新领域。历史灾害地理作为学科概念已见诸史地学者著述,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9期)中提及的李广洁《中国历史灾害地理略论》一文似可看作此领域理论研究和学科建构的拓荒之作。但若从学科渊源关系考察,历史灾害地理发端于灾害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这两大学科中历史地理学已有相当积淀,灾害地理学也多有研究。张从宣、陈贤用《略论灾害地理之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1984年第2期)和延军平编著《灾害地理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相继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关于自然灾害的区域分布规律的研究也成为灾害研究中的重要方向。有此良好学术基础,开展历史灾害地理研究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然而危晃盖《总结历史经验加强灾害史研究》(《光明日报》2006年9月25日)认为最为关键的灾害历史研究尚处于“加强”阶段,历史灾害地理学科建设和系统研究也只能一再推延。

历史地理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特征,在长时段的自然灾害区域性特征研究方面具有显著学科优势。最近一二十年间历史地理学界在自然灾害史、区域灾害史、灾害与社会结构和重大灾害事件的个案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历史灾害地理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学科基础,研究成果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童圣江《唐代地震灾害时空分布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辑)、高升荣《清代淮河流域旱涝灾害的人为因素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3辑)、龚胜生等《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辑)等。目前,关于自然灾害时空分布规律研究基本局限于灾害史文献汇编和数理统计方法的验证阶段,间或出现少许史料引证质疑或历史灾害事件的时空信息误读等技术性批评,其中有卜风贤《灾荒史料整理和利用中的几个问题》(见《农业灾荒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邹逸麟《历史灾害性气候资料考辨举例》(见宋正海等主编《历史自然学的理论与实践:天地生人综合研究论文集》)。但并未从根本上促进灾害史研究有所创新和突破。在当前区域性历史灾害时空分布规律研究基础上,充分利用历史地理学科平台就可以扭转灾害史研究中的“非人文化”倾向,在区域灾荒史和历史灾害时空分布基础上促进历史灾害研究进入突破性发展的新阶段。

重灾区即灾害发生频繁并造成严重危害性后果的地域空间,受灾地区是否划归重灾区应具有空间一致性的前提条件,即一定地域范围同时受灾。相对于较为宽泛的灾害空间分布研究,重灾区研究具有更加明显的区域特征和灾害要素,它不但是历史灾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灾害史与历史地理学基础上产生的历史灾害地理学的核心内容。重灾区的形成过程与灾害群发期具有一定关系,即灾害群发期内重灾区范围更大、灾情程度更加严重。在灾害空间分布方面,简单依据区域历史灾害资料的收集汇编,使用基本的数理分析手段即可完成相应的研究工作,仅有州府县数量和区域位置的差别,即使在近年来灾害史研究中颇受关注的“非人文化”()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浪潮中,基于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灾害历史问题研究也没有针对重灾区研究的突破口进行有效探索。近年来学界屡屡呼吁加强灾害史研究的人文化倾向,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研究重灾区扩展与变化就是一种新的尝试和努力。

重灾区过程研究是历史灾害空间分布的学术延伸,一方面借助已有的灾害空间分布资料和研究手段进行区域灾害事件的计量分析,另一方面使用历史地理学理论方法对灾害区域层级和规模予以具体而规范的考证订正。历史地理学科体系中亦有呼声期盼开辟历史灾害地理分支方向,灾害史研究中的人文化倾向也成学科共识,研究历史灾害地理具备了良好的学科基础。研究历史灾害地理的学术意义在于拓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把自然灾害历史演变和区域社会经济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使灾害史研究和历史地理研究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上有机结合。通过对过去2000年灾害群发期的研究,为历史灾害地理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基础。在以历史地理学为基础的区域灾荒史研究基础上,采取经济史、社会史、科技史、文化史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从灾害与社会、灾害与城镇、灾荒与环境、灾害与减灾等视角考察重灾区的历史演进过程。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北地区灾害环境与城乡发展的历史研究”(16JJD770029)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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