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1、王双怀《我国历史上开发西部的经验教训》论文发表
2、朱士光《历史地理学研究与西部大开发》论文发表
3、朱士光《论历史地理学对推进我国古代都城与城市研究的意义和作用》论文发表
4、阎希娟、吴宏岐《民国时期西安新市区的发展》论文发表
5、周伟洲《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论文发表
6、袁林《陕西历史饥荒统计规律研究》论文发表
7、赵景波、杜娟、黄春长《黄土高原侵蚀期研究》论文发表
8、费 杰、侯甬坚、张青瑶《基于水文证据的七至八世纪黄河流域气候推断》论文发表
9、我中心“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专辑”出版
10、朱士光主编《中国古都研究》(第18辑)出版
11、王双怀著《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研究》出版



     1、王双怀《我国历史上开发西部的经验教训》一文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并为《新华文摘》2002年第10期全文转摘。论文指出：我国当前所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是历史时期西部开发的继续和发展。历史上的西部开发表明：中央政府在西部开发中处于重要地位；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是西部开发的必要条件；大力进行基础建设有利于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农牧并重、多种经营适合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利建设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战争和动乱会制约西部开发的进程；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便不可能使西部开发达到预期的目标；不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就会造成严重的不利后果。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
     2、朱士光《历史地理学研究与西部大开发》一文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论文指出：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萌生于20世纪30年代，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通过老、中、青三代学人的不懈努力，针对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为当今国家作出西部大开发决策提供了史实依据与理论支持。在新世纪国家大力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形势下，历史地理学既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只有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文理兼通、时空交织以及可以更好地做到以古鉴今、为世所用的特点与优势，更好地充实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更自觉地借鉴应用新的研究手段，进一步加强与相关学科协作，走综合研究的道路，才能既推动历史地理学科与时俱进，获得新的发展，又能对西部大开发的宏伟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3、朱士光《论历史地理学对推进我国古代都城与城市研究的意义和作用》一文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5期。论文指出：为了提高我国古代都城与城市研究的理论水平，依据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以及“时空交织，人地关联，文理结合，古今贯通”的学科性质与特点，对当前我国古代都城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的途径，历史地理学在对古代都城与城市研究中所具有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还论述了历史地理学在古都、古城研究以及在推进古都、古城所在城镇之建设与历史文化风貌保护方面所特具的意义和作用。
     4、阎希娟、吴宏岐《民国时期西安新市区的发展》一文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论文认为：辛亥革命后，作为原西安城中之城——清代“满城”被国民政府改建为西安新市区，并逐渐成为当时西安的行政中心。随着陇海铁路通车西安及抗日战争爆发，毗邻火车站附近的新市区最终取代了清代时的西安城西和东关，演变成为新兴工业区和商业中心。辛亥革命以前，西安城区人口主要集中在南院门和西大街以及东关一带，并以这些人口集中区为中心，形成了两个商业区，这与今天西安市以东大街、解放路为商业中心的布局相比有所不同。民国时期，尤其是陇海铁路通车西安和抗战爆发以前，是西安商业区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其中，在清代“满城”基础上进行的新市区的兴建，是这一时期西安城市建设中最为显著的成果。
     5、周伟洲《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一文发表在《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论文指出：中国历史上的“通贡”，应主要是指周边民族和外国派遣使臣向中国王朝进行“朝贡”、“朝献”，也包含有中国王朝向这些地区派遣使臣的活动。通贡可以说是经济贸易的一种政治表现形式。本文选取过去学界研究不多的唐朝与南海诸国的通贡关系作一较深入的探讨。首先，以8个表格的形式，将南海诸国至唐朝贡情况，朝贡性质和特点，作较完整、深入的论述；其次，对南海诸国贡品及其贸易主要特征进行分析；最后，论述了唐朝遣使至南海诸国的情况等。
     6、袁林《陕西历史饥荒统计规律研究》一文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论文强调：陕西饥荒历史资料数量众多而又分散，尽可能完整地广泛搜集各种史料，然后按照公元纪年、现代行政区划，确定了灾荒史料四要素：灾时、灾区、灾况、资料来源。最后以年为时间单位和序列基准，将史料编排为时间序列的资料系统。对于陕西大量饥荒史料进行定量研究，最适当的方法是数理统计，但其前提是有系统的量化数据。鉴于灾荒史料一般缺少定量内容，描述模糊，很难根据描述本身予以量化，笔者建立了“以灾区大小为基本依据，灾情奇重者适当加等”的等级式量化方法进行处理，得出的结论是：陕西历史饥荒的发生频率具有频繁性、严重性、局限性、增长性；有着3年、7年、15年、22年发生周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大约每100年有4个高发阶段。这些特征与旱灾等自然灾害有着一定的关系。
     7、赵景波、杜娟、黄春长《黄土高原侵蚀期研究》一文发表在《中国沙漠》2002年第22卷第3期。论文指出：黄土高原在沉积的同时也存在着侵蚀，主要是流水、重力等因素造成的。这种侵蚀会受到气候、构造运动以及人类活动的控制。资料显示，黄土高原存在3种基本的侵蚀期，一是气候侵蚀期，二是构造侵蚀期，三是人为因素侵蚀期。此外还有气候与构造共同作用产生的侵蚀期和构造与人类共同作用产生的侵蚀期。温湿期风尘堆积少，降水量增多，流水动力增强，是黄土高原理论上的侵蚀期。构造抬升引起侵蚀基准面下降，进而导致黄土高原加快侵蚀，出现构造侵蚀期。人类活动破坏了黄土高原的植被和土层结构，导致黄土高原侵蚀加剧，从而出现了人类因素引起的现代侵蚀加速期。在黄土发育的冷干期，由于植被稀疏，侵蚀量大于温湿期，但堆积量远大于侵蚀量。要改变现代侵蚀状况，就应当加强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
     8、费  杰、侯甬坚、张青瑶《基于水文证据的七至八世纪黄河流域气候推断》一文发表在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主办的《师大地理研究报告》2002年第36期。论文在搜寻整理有关水体冰情的历史文献记录的基础上，将今比古，发现七至八世纪黄河流域的河流结冰现象较现代普遍，河流稳定封冻南界可能较现代偏南，河流冰情最南界和井泉结冰现象南界比现代更南，河流平均最大冰厚等值线也可能有所南移。辅以物候期、唐代帝王初春耕籍田和柑桔种植等证据的佐证，推断七至八世纪黄河流域冬季平均气温低于现代，从而对隋唐时期气候温暖的观点提出一些值得参考的看法。
     9、朱士光主编《中国古都研究》(第18辑)出版发行。由中心主任朱士光教授主编、李令福副研究员执行主编的《中国古都研究》(第18辑)，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古都学会的大力支持下，日前由国际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一辑《中国古都研究》为2001年8月中国古都学会在塞外古都赤峰召开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分为上、下两册，共收录论文81篇，约60万字。赤峰市是中国北方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那里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闻名中外；赤峰市境内现保存的辽上京、辽中京两座古都，是塞外少数民族所建都城的典型代表，有的学者认为辽上京是中国古代都城由西向东、由南向北转移历史的里程碑。对赤峰市历史文化、古都发展及文化资源的现代开发利用进行全面的学术研究，是本辑《中国古都研究》的最大特色。
     10、我中心“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专辑”出版。2002年第3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西北地区历史环境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的专辑。
     2001年11月24～26日，在教育部社政司、陕西省林业厅、陕西省西部开发办公室、陕西省山川秀美办公室、陕西师范大学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西安成功举办了以“西北地区历史环境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新疆、甘肃、河南、陕西等地有关大学和科研机构的65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另外，《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新闻媒体的多位记者应邀莅会，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院校的20多位研究生也列席了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52篇。
     这次学术研讨会与2000年11月18～20日举办的“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变迁与治理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相比，在研究的地域上，由黄土高原扩大到了西北地区；在研究的内容上也由集中于历史环境变迁与治理对策扩大到历史时期社会变迁。研讨会的主题是研讨西北地区历史环境与社会变迁，确定的主要议题有5个，分别是：
     1）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文学等方面有关近10000年来西北“秀美”环境及其演变的记载或证据；
     2）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演变的机制与规律；
     3）西北地区典型区域环境演变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4）前人改善城乡生态环境的措施与经验；
     5）区域环境重建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
     西北地区历史环境与社会变迁问题，既是一个关系到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泛，内容繁难复杂的重大科研问题，有必要集合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甚至文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的专家，通过深入研讨与综合分析论证，得到论据翔实充分，论证周密，结论准确可靠的研究成果。作为教育部批准建立的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们中心的任务就是通过对我国西北地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及其机制进行整合研究，从而为国家正在推行的西部大开发宏伟事业提供历史借鉴与决策参考；因而我们举办了这次研讨会，邀请国内对这一问题素有研究，且卓有建树的相关专业的学者专家，围绕这一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深层次的研讨，以便为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会议结束以后，为了能尽快地将这次学术研讨会所取得的成果正式发表出来，我们决定将会议上提交的论文精选汇集成册，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专辑的形式出版。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士光教授、副主任侯甬坚教授、吴宏岐教授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编辑部主任王社教研究员组成的编委会，经过认真审稿，遴选出21篇论文编成《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专辑》。这本《专辑》的具体编辑工作由吴宏岐负责，中心的萧爱玲、严艳、顾琳、孙建国等人参加了文字校对、英文翻译、地图编绘等项工作。由于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刊物容量所限，有些学术质量较高但篇幅略长的论文，以及内容与会议议题稍远的论文，不得不忍痛割爱，没有编入这本《专辑》之中，只能留待下次编辑论文集时再作考虑。关于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基本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辑上所刊萧爱玲《西北地区历史环境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一文。
   目     录
朱士光《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基本特征》
王乃昂、颉耀文、薛祥燕《近2000年来人类活动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
徐日辉《新石器时期渭水上游的生态变化》
樊自立、马映军《塔里木盆地水资源利用与生态平衡及土地沙漠化》
艾  冲《清代雍乾时期陇中地区的水利开发与土地利用》
梁中效《历史时期秦巴山区自然环境的变迁》
马  强《汉中地区生态资源的历史变迁及其成因》
赵景波、岳应利、黄春长、郝利民《西安地区全新世土壤的演变》
郝玉芬、赵景波《关中平原气候变化对低温天气的影响》
杨  新、延军平《全球变化下陕甘宁老区气候变化时空特征分析》
秦  燕《明清时期陕北社会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王建革《农牧交错与结构变迁：清代内蒙古地区的农业与社会》
张晓虹《清代移民与陕西汉水流域民间风俗的嬗变》
李  虎、崔亚军《水资源利用与民国时期咸阳城市经济的发展》
王社教《民国初年山西地区的植树造林及其成效》
黄正林、栗晓斌《关于陕甘宁边区森林开发与保护的几个问题》
吴宏岐、萧爱玲、严  艳《抗战时期西京筹备委员会的城市绿化实践及其启示》
王  均《陕西省资源环境本底数据库建设及GIS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应用设想》
李并成《甘肃省生态环境重建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战略思考》
李令福《陕蒙地区治理沙漠的四种成功模式》
肖兴媛、任志远《黄土高原生态环境重建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11、王双怀著《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研究》一书，由中华书局2002年5月出版。
    中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农业国之一。在古代，中国农业曾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绿色文明。但到了近代，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农业出现了停滞和倒退的局面，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农业重新崛起，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而且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改善。然而，在二十世纪末期，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二十一世纪中国农业的前景表示悲观，尖锐地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从中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布朗的观点失之于偏颇。因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农业具有新的发展机遇，其前景是相当广阔的。中国农业素称发达，源远流长。历史时期中国农业所取得的成就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经过近五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农业的基础设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粮、棉、油、肉等主要农产品成倍增长，种植业、畜牧业和水产业全面发展。因此，未来中国的农业可以在较高的起点上进行。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逐步深入，党和政府已经调整了农村政策，要求各级领导关心“米袋子”和“菜篮子”，把发展农业作为国家的大事来抓。与此同时，提高了粮棉收购价格，延长了土地承包的期限，建立了基本农田保护区，大力支持中低产田的改造，支持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支持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支持把高新科技运用于农业生产。这些政策和措施，必将对今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资讯科技飞速发展，也将给中国农业注入新的活力。此外，中国正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将给中国农业引入新的竞争机制。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农业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所以，我们不必为“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而烦恼。相反，应当对未来中国的农业充满信心，应当相信中国人能够养活自己。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的粮食问题的确比较严重。因为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农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历史时期中国的农业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农业的自然环境却呈现出恶化的趋势。由于乱垦滥伐，森林迅速缩减，植被大量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导致地力下降和水资源不足。据统计，近期全国每年排放废水达370亿吨，二氧化碳1564万吨，烟尘1364万吨。已有80%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酸雨出现的频率大大增加。每年受灾面积达四、五千万公顷，使粮食减产30多亿公斤。虽然政府已经采取了保护森林的措施，并下决心要改善生态环境，但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尚未收到明显的效果。自然条件的恶化，将会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放以来，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人口呈现出直线上升的态势：1949年全国人口总数为5.4167亿，1969年增至8.0671亿，1989年增至11.1325亿，现在更增加到12亿以上。尽管中国政府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人口增长的势头无法全面遏制。现在中国正处于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大约每3秒钟就有2个人出生，每年净增人口2300万。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2010年的中国人口将达到14亿，2030年将达到16亿。按低标准估计，2010年中国的粮食需求量为5.5亿吨，2030年为6.4亿吨。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中国的粮食生产必须以1.2%至1.4%的速度增长，而要达到这样的增长速度是有一定难度的。中国幅员辽阔，但难于开发利用和质量不高的土地比例较大。五十年来，耕地虽在建国初期一度增加，但由于对环境和耕地保护不力，土地资源破坏和退化的情况相当严重。1957年，中国的耕地面积为16.77亿亩，此后逐年减少，1969年减至15.21亿亩，1988年减至14.35亿亩，已跌破14.5亿亩的警戒线。最近十年，国家基建占地、乡村集体占地和农民个人建房占地有增无减，因自然灾害和荒漠化而损失的耕地也有所增加。由于耕地总面积逐渐下降，加之人口逐年增加，人均耕地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49年人均耕地2.71亩，现在已减少到1亩左右。2010年后，人多地少的矛盾将会更为突出。在耕地数量减少的同时，耕地质量也令人担忧。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土流失的问题在短期内无法很好的解决。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到492万公顷，还有400万公顷的农田和三分之一的草地受到缺水的威胁。这些情况都会对未来农业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此外，中国农业正处在转型阶段，农业现代化的程度相对较低。农业基础建设的投入总量严重不足。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增长过快，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明显差距。这些情况也不利于农业的持续发展。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将会遇到许多困难。特别是人地关系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农业问题上，很难处理；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任务将很艰巨。因此，我们绝不能盲目乐观，必须努力发展农业生产。
     在新的历史阶段，要保证中国农业的发展，就要千方百计地抓住机遇，沉着冷静地迎接挑战，使中国农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要做到这一点，则要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保持清醒的认识。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所以农业一直被视为“本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无论哪一个王朝，都对农业比较重视，都把“重农”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历史时期中国农业之所以比较发达，是与这种重农的传统分不开的。由于中国古代有重农的传统，农业便成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二十世纪中叶，中国逐渐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现在，中国的工业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了农业，但“民以食为天”，农业还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主要来自农业，其他经济活动的运作也多与农业有关，何况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农村，有些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所以，农业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经济部门。当然，仅仅认识到农业的地位是不够的，还要制定科学的农业发展规划，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发展“石油—生态”农业。农业的特点是以生物为主要劳动对象，以土地为基本劳动资料，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由于现代中国农业是在过去中国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要制定科学的农业发展规划，就需要对历史时期的中国农业进行深入研究。
     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关于历史时期农业地理形成、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科学。就学科体系而言，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研究对象来看，历史农业地理学与现代农业地理学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差别。历史农业地理学和现代农业地理学都是研究农业地理的。但前者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的地理格局及其演变的内在机制，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总结历史时期农业的经验教训，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从而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后者则主要研究现代农业的地理格局，研究如何利用和改造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发展农业生产，为人类提供更多更好的农产品。历史农业地理学与农史学的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二者都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农业，但研究的主要内容却不相同。农业史主要研究农业生产前后相继的历史和农业发展的时间特点。历史农业地理学则主要研究农业生产的区际变化过程和农业发展的空间特征。显然，历史农业地理学在农业科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是现代农业地理学和农史学所不能替代的。农业生产总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的。在一定的时间、地点、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于农业生产的过程，必然使农业具有区域性的特征。对于历史农业的空间布局和区域特征，现代农业地理学几乎是不去研究的。农史学虽然偶尔有所涉及，但也不能进行深入研究，而历史农业地理学在这方面则具有明显的优势。
     我国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的倡导下逐步形成的。史念海教授对中国的农业问题十分重视，在长期研究历史地理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农业地理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承担了《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中的农牧业图的编制工作。二十多年前，史念海教授本着“为世所用”的原则，率先提出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概念。这个概念一提出，便得到了学术界同行的认可。不少学者开始把历史农业地理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为了促进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发展，史念海教授组织他的博士生对历史时期中国的农业地理进行系统研究，并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博士论文。郭声波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马雪芹的《明清河南农业地理》、王社教的《明代苏浙赣农业地理》、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马波的《清代闽台农业地理》都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历史农业地理的人越来越多，历史农业地理学很快成为历史地理学科体系中的一门显学。
     90年代，史念海教授主持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计划正在紧张的进行，他所指导的博士生大部分都在从事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史念海教授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全局考虑，认为明代华南农业地理是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建议我把明代华南农业地理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我对有关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考察，发现华南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又比较重要的农业区域。明代是华南农业的重要发展阶段。在明代以前，华南地区的农业相对比较落后;到明代，华南地区的农业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明代华南的农业对清代华南农业产生过较大影响，现在华南农业的许多问题也可以追溯到明代。由于明代华南的农业在华南农业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历史学界、地理学界和农学界的一些学者曾从各自熟悉的角度对明代华南农业的某些问题进行过研究。其中曾昭璇、司徒尚纪、蒋祖缘、方志钦、郑学檬、陈衍德、朱维干、李炳东、弋德华诸先生在他们的论著中对明代华南农业的问题涉及较多。但从研究范围来看，一般都是论述某个省份的某些农业问题，而不是把整个华南地区作为一个农业地理单元来进行探讨。从研究内容来看，大部分是针对某些经济现象进行专题论述，而不是对农业地理进行综合考察。因此，这些研究尚未揭示明代华南农业的全貌;研究明代华南农业地理是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任务。研究明代华南农业地理，不仅有利于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学科建设，而且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明代华南的农业，有利于深入了解明代华南的社会状况，对今后华南农业的发展和华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华南的地域范围较大，包括福建、广东、广西三个布政使司和台湾，相当于现在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五省，再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地区。台湾当时称为“东藩”，不在十三布政使司之列，农业相当落后。香港、澳门的面积很小，也不以农业而著称。我决定把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今天的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四省。在确定研究范围之后，我又考虑了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的研究对象。农业是通过人工培育，利用生物的生活机能，实现物质与能量的转化，以取得产品的生产部门。农业的生产过程既是人类参加劳动的过程，又是动植物繁育、生长的自然过程。现代农业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农业又称“小农业”，仅指农作物的种植业。广义的农业则称“大农业”，除种植业外还包括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农林牧副渔”。明代华南农业属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有所不同。粮食种植在明代华南农业中占有主导地位，其它农业生产实际上都属于“副业”。鉴于这种情况，本书以种植业为主，着重研究明代华南的农业环境、人口资源、土地开发、作物分布和制约明代华南农业发展的因素。此外，还思考了研究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的方法。明代华南农业地理属于历史农业地理学的范畴，牵涉到许多学科领域。应当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常规研究方法为主，借鉴历史学、地理学、农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做到文献与考察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全书分为7章23节，在全面搜集、整理明代华南农业地理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了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的格局及其演变的内在机制，并提出了自己对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的见解。                                     （录自该书前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