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1、朱士光、吴宏岐主编《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小城镇发展》一书出版
2、任志远、张艳芳等著《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安全评价》一书出版
3、韩茂莉《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初探》论文发表
4、张萍《黄土高原原梁区商业集镇的发展及地域结构分析——以清代宜川县为例》论文发表
5、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论文发表
6、朱士光《论西安城市性质之演变与新世纪城市建设方略》论文发表
7、吴宏岐、严艳《古都西安历史上的城市更新模式与新世纪城市更新战略》论文发表
8、黄春长、庞奖励等《渭河流域先周—西周时代环境和水土资源退化及其社会影响》论文发表
9、赵景波、侯甬坚、黄春长《陕北黄土高原人工森下土壤干化原因与防治》论文发表
10、王社教《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体系和规模演变》论文发表
11、侯甬坚《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址(统万城)的调查事由》论文发表
12、周伟洲《西汉长安与南海诸国的交通及往来》论文发表
13、王欣《塔里木盆地的古代居民》论文发表
14、2003年沙漠古都统万城学术研讨会纪要(史红帅)
15、2003年西部大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李久昌)
1、朱士光、吴宏岐主编《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小城镇发展》一书于2003年7月在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
为了继续推进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以及当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小城镇发展研究,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经与天水师范学院陇东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充分协商,又在天水师范学院与天水市、陇南地区成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于2002年8月4~8日先后在天水市及成县联合举办了“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小城镇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既第二届陇东南发展论坛会议”。本论文集就是这次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中外学者提交的论文的结晶。
这次学术研讨会虽然时值盛夏,又是在我国西北内陆的两座中、小城市举行,但仍然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国内除北京、天津、重庆、广州、杭州、太原及安徽、江苏、甘肃、陕西等省、市的60名学者、专家到会并提交了论文外,台湾中正大学的廖幼华博士也远道赶来赴会;国外则有日本学习院大学市来弘志、大阪外国语大学深尾叶子、东京国际大学浜川荣、早稻田大学山下将司、东京大学藤本仰一及村松弘一等多名学者莅会。
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顺利举办与圆满结束主要得力于天水师范学院的积极配合。在陈保平院长、张俊宗副院长、马建东副院长的指导下,该院陇东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陈逸平与张根东两位副主任及雍际春、李建成教授等为会议作了大量具体的准备工作。此外还要提到的是这次研讨会还得到了天水市与成县党政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会议期间,天水市委李世荣副书记与成县祁岷青副书记、高天佑副县长到会发表了讲话,介绍了当地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进展及今后的工作规划,竭诚欢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地方政府加强交流协作,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他们的这种愿望也正是我们今后进一步做好教育部赋予高等学校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做好为地方建设服务这项重要工作的一个强大的动力。正是由于双方都有着同样的工作目标,所以在2001年11月30日,中心经与天水师范学院协商,一致同意以天水师范学院陇东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为依托,建立我们研究中心的甘肃工作站。我们相信,通过该工作站的组织协调,通过我们中心与天水师范学院陇东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共同努力以及有关地方政府的大力协作,今后必将在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推进西部大开发宏伟事业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
这次学术研讨会确定以我国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小城镇发展作为主要议题,围绕这一主要议题又设定了5个具体议题,即:
1)西北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历史变迁;
2)西北地区历史时期小城镇与区域文化;
3)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小城镇发展战略;
4)陇东南地区农牧业开发的历史反思与区域开发战略;
5)天水市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小城镇发展战略。
上述5个具体议题,既有学术研究上的重大问题,又有当前实际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既有面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又有针对陇东南地区与天水市的。到会的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或从学术层面,或结合对陇东南与天水市之实际调查研究所得,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应该看到上述问题有的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复杂,需要不断拓宽加深研究,积累研究成果,始能有大的突破。也有一些问题,由于研究者见仁见智,观点不尽一致,还需通过今后的深入研究与交流切磋,逐步取得共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学术理论层面的见解还是针对当前实际工作需要提出的战略观点与政策建议,均需通过学术研究与实际工作的实践检验。这就要求我们在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中,力诫浮躁情绪,能静下心来,深入下去,通过野外考察与社会调查,结合史籍文献与前人之研究成果,深思熟虑,钩潜发微,推出资料翔实、结论精审、富有创新性或可行性的新成果。所以这次研讨会,既是有关5个议题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回顾与交流,也是对这些问题继续展开研究的推动。我们希望以这次研讨会为契机,在现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今后能在前述的研究领域不断取得新的丰硕的成果。
2002年8月天水及成县学术研讨会结束后,我们即成立了编委会,着手论文集的编辑工作。本论文集的具体编辑工作由中心副主任吴宏岐教授负责,中心副主任侯甬坚教授、中心学术秘书萧爱玲讲师在论文的征集、初审、校对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本论文集的英文目录由严艳副教授翻译,中心部分研究生参与了文字校对工作。西安地图出版社在出版方面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与支持。
本论文集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责自负”原则选编,以充分尊重各位学者的学术观点;同时也祈盼读者朋友参与探讨研究与学术争鸣,欢迎对本论文集中不到之处加以匡正。
目录
第一编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与环境保护
西北地区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与相关问题的思考(朱士光)
论西部开发的可持续性进程(韩茂莉、程龙)
我国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制度安排和实践调查(侯甬坚)
历史时期陇东地区诸原的变迁(王元林)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西北地区竹林分布的影响(关传友)
中国西北地区环境史研究与绿化活动(〔日〕村松弘一)
清至民国陇东森林分布的变迁及林业发展概况(任泉香、侯甬坚)
政策因素对清代黄土高原山地覆被变迁的影响(杨红娟、侯甬坚)
陕北长城沿线毛乌素沙地的形成与扩展初探(杜忠潮、惠振江)
近二十年来毛乌素沙漠区治理效益评价(刘登伟、延军平)
第二编 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秦唐间银川平原灌溉工程(廖幼华)
论唐代以后汉中盆地经济社会发展与农业地理的变迁(马 强)
明清时期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王社教)
明代陕北军事消费区及其对陕西城镇发展的影响(张 萍、李志凡)
清至民国时期关中盆地商业经济的区域差异(张力仁)
清代陕西岁时民俗中的城乡差异研究(王 均、张晓虹)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严 艳、田 龄)
近代陕北家族制度对农业经济的影响(秦 燕)
中国农业制度的变迁及分析(姚小剑)
第三编 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小城镇发展与环境建设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中的防御思想探析——以古都长安和北京为例(萧爱玲、王 彬)
陇东典型小城镇的考察与研究(黄正林、吴宏岐)
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的发展(王社教)
宋代蜀道城市带述论(梁中效)
明清西安城市水利的初步研究(史红帅)
明清时期榆林地区城镇与区域商贸经济之发展(顾 琳)
明清时期天水古城的变迁(雍际春、吴宏岐)
清代陕甘黄土高原区市镇的分布及其时空变化(刘景纯、吴宏岐)
清代晋、陕、蒙沿黄商业市镇盛衰新探(梁四宝、武芳梅)
先秦城市建设的若干思想及其启示(王 军、李捍无)
抗战时期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的城市建设工作与都市规划(吴宏岐、严 艳、阎希娟)
论唐代曲江的园林建设(李令福、白茹冰)
论宋代以来的曲江(李令福、吴朋飞)
西安植槐史及槐树的文化意义(关传友)
第四编 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小城镇发展战略
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因素探析(霍 丽、惠 宁)
西北地区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几个问题(李仙娥)
从交易成本理论看西部地区城镇发展战略的选择(程和元、李国平)
创造性领导的机遇、挑战及其作用的实现——西部大开发中的领导问题研究(吴卫东)
依法规范土地流转关系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田建强)
西部小城镇建设中若干问题探析(王宏波、刘米琴)
农业高新技术园区的区位选择与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卢嘉鑫)
农村-城镇化发展论析(阎财旺)
陕西省城市化道路选择的理论依据(刘惠敏)
陕西省城市影响区的空间结构及发展趋势研究(杜忠潮)
关中地区小城镇发展的现状及其模式选择(汪小宁、王 继)
陕南小城镇旅游资源评价与发展研究(朱立巍、刘 敏、马耀峰)
“黄河晋陕峡谷红枣产业带”建设研究(安树伟、季任钧)
陇县模式对于西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启示(刘力波)
甘肃东南部秦早期都邑与周边社区的开发与利用(徐日辉)
入世后天水市科教兴农遇到的难题及对策(李建成、王喜明、阎财旺、马国权)
从城镇生命周期理论看河套地区贺兰小城镇发展规律与模式(程和元、周 华、李国平)
河套地区乌海小城镇发展模式及环境影响因素研究(程和元、方 涛、李国平)
开拓乡镇市场与建设乡镇经济共同体之联想(胡 戟)
2、任志远、张艳芳等著《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安全评价》一书在科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
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持续农业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郭焕成研究员对这部新著作了评介。郭焕成研究员认为: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环境安全是当前国际地学研究热点之一,作者抓住了这个主题,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研究,通过科学总结,全面论述了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评价的理论和方法,先选择典型区,再深入分析研究不同类型土地利用的变化与土地持续利用实践,并对山区农业景观生态设计等专题进行了案例分析,著作有理论、有实践,内容丰富,观点新颖,是一本有重要学术意义和参用价值的科学专著。其次,该书以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为指导,运用动态与静态分析相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研究了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探讨了土地持续利用评价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不同类型地区土地持续利用生态模式,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理论性。第三,该书运用生态学与景观学理论,以山区、高原地区为背景,进行了农业景观生态设计和生态环境安全的研究,探讨了区域生态服务功能经济价值和生态承载力的理论与测算方法,不仅具有创新性,而且对秦巴山区、黄土高原和农牧交错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总之,该书是我国首次比较好地论述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安全的科学专著,实践基础好,内容有特色,学术性和参用性强,可为我国有关科研、生产、教育等部门提供重要参考和依据。
3、韩茂莉《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初探》论文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92~103页)。
论文认为历史上活动在中国境内、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草原民族虽然代有更迭,但这些民族的游牧方式却几乎是共同的,从匈奴、突厥人到蒙古人既走着由草原民族——游牧帝国——世界征服者的道路,也依托草原随阳而迁,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因此游牧不但是草原民族基本的经济生活方式,也是认识草原社会的途径之一。论文本着这样的认识基点,依托各类文献记载与社会调查,探讨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游牧是草原民族基本的经济生活方式,包括以逐水草而居为基本特征的游牧方式,以及依各有分地为原则确定的游牧空间。数千年内草原民族依照这两项基准在草原上建立了生活秩序与空间秩序,并以此为基础推动草原社会政治、经济乃至于军事的发展。
4、张萍《黄土高原原梁区商业集镇的发展及地域结构分析——以清代宜川县为例》论文发表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8卷第3辑(2003年9月,第46~56页)。
论文以清代宜川县商业集镇的发展进程及其在空间上的分布为例,探讨了陕北黄土原梁沟壑区部分典型县域的集镇发展及地域分布规律,并尝试将中心地理论运用到黄土高原区,得出了初步的分析结论:在黄土高原地区的黄土原梁沟壑区,一些典型县域、传统集镇的区域分布符合中心地理论,集镇在空间上的扩展受这一规律的制约。由此证明,中心地理论不仅适用于平原地区,且适用于黄土高原的一些典型县域。论文还深入研究了这一区域集镇发展的规律,是有利于今后该区域商业市场与城镇规划的进行。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同时在现实社会中具有指导作用。在研究历史时期商业集镇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尤其像陕西这样的省区,商品经济不甚发达,历史记载又表现出一贯的重本抑末思想,史籍记载极其欠缺的情况下,运用这一理论方法作深一层次的探讨,对解释清楚一些规律性的问题就更加具有意义。
5、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论文发表在《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2003年11月,第76~85页)。
历史时期民族分区与民族关系的发展对于边界省区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形成具有深远意义,其影响甚至及于当代。对陕西来说,陕北地区行政建制与州县分区的形成就与明王朝对蒙战争有很大关系。随着军事营堡的构筑,军事城镇不断商业化,最终形成这一区域州县分区的总体结构。以往人们研究明王朝对蒙古战争大多局限在民族争战、经济耗损以及对王朝盛衰影响等方面,而对这一战争在形成区域政治、经济发展格局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即很少有人注意。因此,这篇论文以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城镇发展及商业化进程为题,加以探讨,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一特殊民族交界地区经济发展的时段特征。论文得出的结论是:明对蒙古的战争贯穿明王朝始终,在双方边界形成绵长的军事战地带,影响到这一地区正常的行政建置与经济发展。陕西北部地区正处于这一地带之内,为加强防御,明王朝在这一地区修筑边墙,扩大驻军规模,构建军事交通线,布设营堡。明代中期以后,这些营堡,即军事城镇扩大之后,军事消费增多,加速了该区域商品流通,形成商业化的发展趋势。
6、朱士光《论西安城市性质之演变与新世纪城市建设方略》论文发表在《新世纪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论文集》(西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第71~80页)。
论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西安这座重要的古都与历史文化名城之城市性质,主要是从历史时期之演变入手,深入分析了其中丰厚之历史文化积淀对当今西安城市性质及其今后走向的影响,论定在21世纪里,西安在有效地保持古都风貌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必将成为我国北方中西部最大的科技、教育基地,商贸、金融、信息中心,高新科技产业发达的特大城市与国际旅游、会展热点城市。为此,提出新世纪里西安城市建设的方略是:切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将西安市建设成为山水园林型城市;切实做好对历史文化遗址、遗迹的保护工作;积极推进经济结构改革,促进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发展;全面实施科学管理,保证城市建设与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
7、吴宏岐、严艳《古都西安历史上的城市更新模式与新世纪城市更新战略》论文发表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8卷第4辑(2003年12月,第25~37页)。论文在简要回顾古都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阶段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西安建城3000多年来城市更新的主要模式,认为古都西安的城市过程中曾先后出现过旧城和新城脱开(新旧分制)类型、新城在旧城一侧或几侧发展类型、新城围绕旧城发展类型、缩小旧城类型、拓展旧城类型和因袭旧城改造更新类型等六种城市更新模式,比当代城市学者根据国内外城市更新现状所总结的城市更新模式要复杂一些,而西周丰京、秦都咸阳、西汉长安城和隋大兴城均采取了旧城和新城脱开的城市更新模式。论文还对抗战时期三种城市更新方案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结合当前古都西安保护与发展的新形势,提出新旧分制是新世纪西安城市更新的基本战略。
8、黄春长、庞奖励等《渭河流域先周—西周时代环境和水土资源退化及其社会影响》论文发表在《第四纪研究》(2003年第23卷第4期,第404-414页)。
这篇论文作为原创性综合性科学研究课题,采取了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研究了渭河流域先周-西周时代主要考古遗址的环境资源,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考察记录资料,同时选择重点的商周时代黄土-古土壤、沉积物剖面,采取样品,结果实验测试分析,获得了较高时间分辨率的磁化率、粒度成分、总有机碳和CaCO3等环境指标系列。结合该时期人类活动遗物分布的层位关系、考古断代、历史年代和大量14C年代数据,以及古文献有关环境演变和灾害的记载,形成了对该区域人类活动和环境演变过程的综合断代。
各项指标综合反映了从3100a B.P.(1150 B.C.)开始,渭河流域气候向着干旱化发展,降水量减少,蒸发量增大,植被退化,土壤生物活动减弱,土壤矿物次生风化强度降低,土壤颗粒变粗,水份减少,CaCO3淋溶减弱,土壤碱性增强,表现出由气候干旱化造成的土壤退化。对于当时旱作农业和游牧业来说,这则是水土资源的自然退化。大量古文献也记录了水土资源退化造成某些时期的严重饥荒、社会动荡和游牧民族南侵。这个时期发生了周人历史上著名的“古公迁岐”、“文王迁丰”和“平王东迁”等事件。通过深入分析论证,认为周人都邑迁移除过有政治、军事和社会方面的因素外,其主要原因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和水土资源的退化。周人通过迁移来寻求更有利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环境和水土资源条件。
9、赵景波、侯甬坚、黄春长《陕北黄土高原人工森下土壤干化原因与防治》论文发表在《中国沙漠》第23卷第6期(2003年11月,第612~615页)。
论文指出:黄土高原的退耕还林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宏伟工程,成功实施该项工程对恢复该区严重恶化了的生态环境和减少黄河下游水患具重大现实意义。当前植树造林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土壤干化。土壤干化导致人工林生长不良,甚至干枯死亡,查明土壤干化原因对在植树造林工作中采取合理对策有重要作用。野外调查和资料分析显示,陕北黄土高原土壤干化原因有两个方面:人为原因包括植被破坏,人工林密度达大,在不适于森林发育的地带进行了造林和没有遵循植被演替规律进行了造林4个方面。根据黄土高原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自然条件,本文建议在陕西延安以南至关中盆地南缘的落叶阔叶林带应采取植被的自然恢复或人工草灌和稀疏的植树相结合的措施恢复森林植被,在延安至长城之间的森林草原带应以人工发展优良草灌为主,配合大间距的植树恢复森林草原植被,在长城以北以种草为主。为提高禾木成活率和确保人工林正常生长,继续采取建造鱼鳞坑等集雨工程措施是必要的。
10、王社教《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体系和规模演变》论文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4期(2003年7月,第79~86页)。
论文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这一时期山西地区城镇发展的规模、体系和结构等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能有助于对该时期城镇发展总体水平和特点做出更为准确地判断,对于今后黄土高原地区城镇的发展有所借鉴。其具体结论是: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和元代的衰落调整两个阶段。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城镇发展水平是比较落后的,虽然城镇数量在前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城镇规模普遍较小,特别是中等以上规模的城镇数量很少,并处于下降之中。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的城镇发展过程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是相一致的。由于山西地区自然环境较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它地区相比较低,城镇发展速度和规模自然会受到影响。宋金时期山西地区城镇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畸型的发展,城镇数量的增加不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商品流通的需求增长所致,大多是出于军事或税收的需要而设。除太原、临汾等少数城市见有城市手工业发展方面的历史记载外,其它城镇都是单纯的消费型城镇,这种城镇的存在和繁荣是一种无源之水,一旦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变化,自然随之衰落和消亡。
11、侯甬坚《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址(统万城)的调查事由》论文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4期(2003年7月,第87~94页)。
论文的论述背景是:道光年间,陕西省榆林府怀远县(民国3年1月更名为横山县)地方官员前往长城外夏州城故址(统万城)进行有意识的调查,系对这一古迹的第一次实地踏勘,此后人们对大夏国统万城方有确指。实地调查人当时写就的报告(称“禀稿”)内容颇为丰富,经学术研究引用后广为人知,但其中事由却多被弄错,需要给予纠正,以恢复事情的原委,进而为深入研究统万城城市史和遗址周边环境变迁提供准确的背景资料。
论文认为:对今陕西省靖边县北部统万城遗址的最早调查,一般论述是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怀远县知县何丙勋受榆林知府徐松的指派,前往县内西北境长城外寻找夏州城故址,踏勘后确定今统万城遗址即是。经对道光年间榆林人杨江撰《河套图考》提供线索的核查,再据何丙勋调查内容同《榆林府志》记述内容之间的关联性,现推定何丙勋的调查发生在《榆林府志》成书的1841年秋季之前,最有可能是在1841年上半年,榆林府方面的指派人则为知府李熙龄。李熙龄纂辑《榆林府志》中急于解决夏州城故址、怀远县水道两个问题,构成怀远知县前往境西调查的动因,调查后形成的“禀稿”呈送给李熙龄,著作权属于何丙勋。1844年徐松方出任榆林知府,何丙勋又将“禀稿”呈送徐松,时间是为道光二十五年。
12、周伟洲《西汉长安与南海诸国的交通及往来》论文发表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8卷第4辑(2003年12月,第38~44页)。
该文专门论述西汉一代与南海诸国(即今东南亚地区)的交通及往来,主要分两部分:一是叙述西汉长安至南海诸国的两条主要交通道路,即由蜀至缅甸的“身毒道”和由南越经海上的“南海道”,以及两道的形成和具体路线等;一是论述西汉遣译长出使南海诸国,以及南海诸国的“朝贡”和长安的南海珍物;以揭示今东南亚地区古代诸国早期与中国交往之历史。
13、王欣《塔里木盆地的古代居民》论文发表在《新疆文物》2003年第2期(第85~90页)。
论文认为:从于阗到楼兰一带的塔里木盆地南缘诸绿洲,曾是新疆古代居民生活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新疆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文明产生之日起,这里就是多民族、多种族汇聚的地方。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属于古代印欧人种的吐火罗人和塞人可能是最早进入这一地区的西方民族,而属于古代蒙古利亚人种的羌人很可能是最早进入这一地区的东方民族。此后,小月氏人也从东部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公元3世纪初,中亚贵霜人可能也有一部分迁入了鄯善王国境内,来自青藏高原的苏毗人也曾与鄯善地区的居民发生了一定的关系。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以后,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曾经因为种种原因进入这一地区,而在丝路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亚粟特人也在这里建立了一些聚落,包括匈奴、高车、鲜卑、柔然、吐谷浑、吐蕃、突厥等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则为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古代居民增添了新鲜的血液。
14、2003年沙漠古都统万城学术研讨会纪要(史红帅博士撰稿)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陕西省文物局和靖边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沙漠古都统万城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9月21至23日在靖边县召开。会议共组织大会报告三次,有18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另外还进行了一次分组讨论,分别就统万城的平面形态、空间格局与建筑特征、毛乌素沙地的环境变迁、十六国时期及其前后时代统万城地区的民族构成、经济发展、交通架构、环境演化、行政建置、文化交流、统万城现阶段考古收获、遗址保护规划、旅游开发等方面议题开展了学术交流,进行了热烈讨论。
此次会议报到的专家学者与榆林地区各级政府、文博、文物单位的代表共160人,来自北京、陕西、甘肃、山西、四川、河南等省区,包括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系、陕西师大西北环发中心、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师大旅游与环境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陕西省教育学院、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考古所、陕西省文物局、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宁夏社会科学院、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所、天水师范学院、南阳师范学院、榆林学院、榆林市文物局、靖边县文化局等院校、单位。
作为此次研讨会的活动之一,9月21日与会代表和当地100名小学生一起在由陕西师大西北环发中心、中国古都学会、陕西省林业厅、陕西省文物局、榆林市林业局、靖边县林业局以及日本黄土高原绿化治沙小组于2002年4月共同创建的“统万城绿色都市恢复基地”植下了250株樟子松。
随后,代表们对统万城遗址以及红柳河(无定河上游)沿岸植被与河谷地带的稻作农业景观进行了实地踏勘。在前往靖边和返回西安的行程中,代表们还对黄土高原地区的地形、地貌、河流、植被、土壤以及沿线的北宋堡寨遗址、明代长城遗迹等也进行了概略考察。
由于参会代表分别来自科研单位和地方党政职能部门,因而大会报告、小组讨论以及提交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学术研究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加强统万城综合研究,促进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进程,依托文物资源优势,建设西部经济强县”的大会宗旨成为与会代表们的共识。
大会收到学术论文(含摘要)近40篇,代表们提交的论文观点新颖,研究视野开阔,研究方法丰富多样,研究地域从统万城延伸至夏州、丝绸之路沿线以至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地区,研究时段也不拘于十六国时期,而是广泛涉及到统万城的前、后延续时代,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到城市历史地理、城市史、环境史、经济史、考古学、地名学、民族学、建筑学、文化人类学、敦煌学以至文学等诸多领域。这些研究不仅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对传统观点进行升华提炼、质疑或否定,同时也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开拓了研究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城市历史地理的重要研究内容,统万城平面形态、空间格局及其功能分区是学者们长期以来倍加关注的热点问题,而由于考古资料不足以及文献记载简略,诸多问题聚讼纷纭。吴宏岐《关于大夏国都统万城的几个问题》在文献图籍资料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通过审慎的考证,指出统万城系由汉奢延城改筑而来,东城为外郭城,西城为内城,宫城则位于内城西部。文章还对城内宫殿、苑囿、官署区和居民区等城市功能区的分布进行了深入论述,是近来对统万城形制格局的基本问题研究最为系统的一篇文章。刘景纯在《统万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和臆测》的大会报告中,对夏国早期发展和都城选择意向进行了剖析,阐明了统万城具有临时性都城的意义,是对汉奢延城改筑和扩大而形成的一个规模不大的都城。他认为统万城本无郭城,现存西城遗址当为宫城,东城为内城的组成部分,内有子城。文章还对统万城的礼制建筑、护城河以及城内水源等焦点问题分别进行了大胆推测和有力论述。张力仁《大夏国都统万城的兴与衰:一段历史的考证和考古调查的推测》一文,分析指出赫连勃勃选择统万城为都不仅在于地形险要,攻守兼备,其个人“归老朔方”的情结也是重要原因,同时考证认为统万城废毁在先,沙化在后,对传统认为的统万城逐渐为流沙所吞噬的观点加以质疑。文中特别论述了统万城的城墙走向和起建顺序,提出东城和西城同时起建的观点,否定了“西城先建,东城后建”的看法。姚勤镇《沙漠中统万古都的探讨点滴》在考古资料与长期实地勘查的基础上,针对统万城的五大建筑特征进行了归纳分析,认为统万城是:(1)我国早期唯一建筑在沙漠之上的城市;(2)是我国早期使用三合土建筑的先例;(3)是我国早期使用木筋建筑的首创;(4)是我国早期马面兼仓库建筑的创举;(5)是我国早期套城建筑的典范;文中还提出南廓城的范围、赫连勃勃的信仰及其陵墓等需要继续考证的相关问题。文章对于揭示统万城的建筑手法及其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颇具启发性。
基于大区域、长时段的研究视野,对统万城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内涵及其相关性或同类型城市、区域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是拓展统万城研究领域的重要途径,也是今后深入研究统万城的方法之一。李健超《匈奴城郭》一文依据史料记载和近几十年来国内外考古发掘资料,以宏大的视野对分布在我国境内、蒙古高原和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十多处匈奴古城遗址进行了系统考述,为统万城与其它匈奴城郭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周伟洲则在《十六国夏国新建城邑考》的报告中以缜密的考证,论述了夏国可考的十余座城邑的建筑时间、由来及地望,阐明了此类城邑对北朝、隋唐时城镇、州县建设的影响。这两篇文章均对揭示统万城与同一时期或相似类型城市之间的联系与共通性具有重要意义。侯甬坚《统万城遗址:行政建置和人类居住的历史》从长时间尺度上对统万城的历史发展和景观变迁进行了探讨,文章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周清澍教授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对统万城城龄进行了推测研究,指出统万城经历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北宋、西夏、元朝各代,有行政建置的历史延续了八、九百年,到明代始成长城外的废城。文章特别指出当地百姓长久居住的窑洞和院落,也成为统万城遗址有历史价值的部分,这一认识对认识和保护统万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王社教《有关统万城建城史和环境史的几个问题》通过对相关史料的细致分析,提出了与传统看法迥异的新观点,认为统万城始建于东晋义熙九年(413年),而非改筑于西汉奢延县故城;统万城毁于蒙古军队灭西夏之际(1227年),并非传统所认为的北宋淳化五年(994年)。他还指出,学界常引以为据的“临广泽而带清流”之语仅是赞叹契吴山之壮丽,而非颂誉当时统万城周围自然环境的优美。杨满忠《统万城建筑规模及其历史作用》一文,对统万城的建筑规模与布局、兴建的历史因素、历史地位与作用等进行了分析,归纳认为统万城不但是中华民族建筑史上的典型艺术杰作,也是民族大融合与我国少数民族华化过程中的历史丰碑。杨满忠在其另一篇论文《统万城的文化积淀及其重要特征》中,则从统万城历史发展各个时期的政权变更、文化交流、民族特点入手,将统万城历史文化积淀期划分为原始文化期(匈奴、鲜卑文化期)、中和文化期(汉文化期)、新质文化期(党项、西夏文化期),并指出前期为匈奴、鲜卑文化与汉文化结合,中期为隋、唐文化与前期的匈奴、鲜卑、汉文化叠加融合,后期为党项、西夏文化与前期、中期文化再次叠加再生的三个鲜明特征。杜建录在《西夏时期的统万城》的大会报告中认为,在西夏占据统万城的346年(公元881~1227年)中,统万城经历了夏州拓跋政权首府的辉煌与西夏统治中心西迁后的衰落两个时期,文中详述了这两个阶段中与统万城相关的历史事件,揭示了统万城政治、军事地位的变迁。薛正昌《赫连勃勃与统万城》对赫连勃勃在高平称王、建都统万、继位灞上、镇守“北京”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统万城铭》分别进行了阐述,较为全面地复原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张维慎在《赫连勃勃定都统万城原因试探》的发言中,深入阐述了赫连勃勃将夏国都城选在鄂尔多斯高原南缘的统万城,主要原因为地理环境相对优越而宜于发展畜牧业经济、在军事上具有战略地位、交通便利。
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区作为畜牧区与农耕区的交界地带,既是民族频繁迁徙、不断融合的区域,也是北方地区的交通枢纽之一。关于统万城与夏州地区的民族构成、交通地位、经济形态等也因而成为此次大会的讨论热点。荣新江在《北朝时期统万城的西国胡人——翟曹明墓出土文物初探》的报告中,通过对统万城新出北周大成元年(579年)翟曹明墓志以及隋唐时期翟姓胡人姓名、婚姻以及文化特征的比照分析,推断统万一带的稽胡中应有不少源于粟特的胡人,他们大量进入这一地区,可能与北魏灭北凉而迁徙大量粟特胡人前往平城地区有关,也可能是粟特商团东渐的结果。杜文玉在《唐五代时期夏州的民族构成与经济形态》的发言中认为自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时期,夏州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但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和统治阶级民族政策的变化,导致民族迁徙频繁。他同时指出,由于民族构成的不同,夏州经济是一种农牧混合的社会经济形态,其中牧业的比重更大一些。李孝聪则在《历史时期陕甘宁交界地区的交通、聚落与文化互动》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大地形、地势的第一和第二阶梯以及第二和第三阶梯的结合部,古代曾经存在过人类群体迁移流动的路线,也是中国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在两类地形结合部两侧,无论自然环境还是人文景观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统万城正位于第二和第三阶梯的分界线上,这一认识为深入研究统万城的交通、聚落与文化互动提供了新的视点。胡戟、陈翔《丝绸之路与统万城经济》延续日本学者前田正名的研究,将统万城的经济与丝绸之路联系起来,并进一步从战争掠夺作为经济支柱之一的角度,揭示了统万城能立足鄂尔多斯沙漠边缘的原因,拓宽了单一从农业生态环境研究统万城经济的局限。胡戟、马维斌《十六国时期丝绸之路重镇统万城——兼评介前田正名的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研究》指出统万城作为十六国时期的丝绸之路重镇,地处北魏平城通西域的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上,商业、商税和战争掠夺,也是统万城的经济支柱。基于此认识,可避免单纯从农牧业经济基础考虑赫连勃勃大夏立国的条件,免入过高评价统万城地区历史上生态状况的误区。穆渭生在《唐代夏州军事交通地理述论》的报告中,以宏大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唐代夏州波澜壮阔的军事交通画卷,在阐述夏州交通路线与实际战例的基础上,一方面从军事地形和古代战争形态角度,俯瞰夏州南北的自然地形与交通特点,说明其重要的军事交通地位;另一方面从唐代军事形势演变的时空历程中,显示出夏州军事交通地位的前后变迁。李并成、解梅《夏州与敦煌——晚唐五代宋初夏州与敦煌交通考略》从卷帙浩博的敦煌遗书中搜捡出大量史料,深入探讨了唐五代宋初夏州与敦煌、河西间频繁的交通和文化交流,指出敦煌、夏州间的交通道路,是晚唐五代宋初以夏州为中心连接关中、中原与西域之间遣使和贸易往来的交通大道,是当时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主干道之一。
统万城及其所处的毛乌素沙地作为侯仁之先生所开创的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阵地,也是探讨生态脆弱地带环境变迁研究的热点地区。艾冲《毛乌素沙漠起源的新探索》依据历史文献、实地考察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分析指出,毛乌素沙漠的历史变迁大致分作唐代后期毛乌素沙漠早期的扩散、宋元至明代后期毛乌素沙漠的东南向扩张、明末迄今毛乌素沙漠的继续扩大三个阶段。认为初期“毛乌素沙漠”主要源起于唐代贞观四年至天宝年间“六胡州”粟特人从事的长期、过度的驻牧型畜牧经济活动,破坏了天然草原生态系统,从而大体形成于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夏州城的西北方——宥州区域。董靖保在《毛乌素沙地变迁之再认识》的报告中,通过对毛乌素沙地成因认识的全面回顾和深入分析,以及历史时期不同时代毛乌素沙地环境状况的复原,指出该沙地的起源和变迁既有自然因素作用,又有人为因素影响,讨论的时间尺度(指地质尺度与历史尺度)不同,沙地变迁的原因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一方面应考察沙地形成发育的物质基础和自然条件,另一方面要重视不同时间尺度沙地变迁的影响因素,不可割断历史而片面夸大人为作用或绝对自然化。作者提出只有多学科交叉研究,相互印证,不仅依靠历史文献的考证,更应有考古学证据和地层资料予以佐证,方可得出全面而客观、准确的结论。唐群《明代“搜套”之举对河套地区环境及周边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影响》论述了明朝成化年间三次大规模的“搜套”活动对当地环境和周边经济的破坏。王双怀在《黄土高原土地荒漠化问题研究》中指出黄土高原的荒漠化问题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唐代之后逐渐扩大,近代以来日益严重。文章认为黄土高原土地荒漠化的直接原因是毛乌素沙地的扩展和大面积的水土流失,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气候的振荡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负面影响,人们对植被和水环境的破坏成为推动黄土高原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因素,文中同时提出多项治理的建议和措施。雍际春《陇中黄土高原早期自然面貌与农牧经济的起源》一文根据古土壤、孢粉、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对先秦时期陇中黄土高原的自然面貌进行了复原,从农作物的培植驯化、粮食加工工具的增多与改进、贮存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发达的手工业、畜牧业生产等多个侧面深入阐述了陇中地区原始农牧业的兴起。
作为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及其都城的典范,大夏国和统万城的名称来源也是研究者藉以透视当时文化内涵的重要桥梁。李健超《统万城名的由来》一文通过对相关史料文献的缜密考订,对传统看法提出质疑,指出“统万城”一名当为匈奴语,而非赫连勃勃所云“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国,宜以统万为名”之意。日本学者三崎良章《大夏年号考》则对大夏国年号进行了考订,认为与其他十六国的君主相比,赫连勃勃显然希望利用年号含义的作用,其“真兴元年“的含义表示了夏的真正建国。此外,胡阿祥的《夏之定号改姓》也对大夏国年号进行了论述。
由于迄今尚未对统万城遗址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学者们在研究时往往只能依据有限的考古材料、历史文献以及实地踏勘资料进行论述,众说纷纭,争议颇多,因而局部地区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公布成为此次大会令人瞩目和期待的重要内容。邢福来在《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的报告中详述了作者2002年首度率考古队对统万城西城西南隅台和永安台两处基址进行发掘的过程,在这次发掘中,基本明确了隅台平面结构、剖面形制和夯筑方法,初步确认了护城壕的存在。这次发掘对统万城的抢修工程提供了重要依据,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多可依赖的有力资料。康兰英在其大会报告《统万城的调查与研究》中,追溯了自清道光年间以迄2002年在统万城地区进行的主要考古调查活动,概述了各次调查中的主要考察方法和收获,指出统万城的调查研究初步形成了跨学科、跨地域的趋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对此后的调查研究活动提出三点建议,即成立专门的调查研究组织,编制调查研究计划,促进科技手段与地面考古发掘工作的有效结合和广泛应用。王智真《统万城铭碑碑址调查》通过对无定河南岸三处文化遗存从地理位置、经济交往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认为《统万城铭碑》遗址当在白城子村委院子南坡平台上,并对护碑设施的形制进行了推测论述,文章中关于三处文化遗存的相关资料对于研究统万城周边地区状况具有重要价值。
《统万城铭》是现存唯一记录统万城建造历史及其形制的北朝文学作品,郭延龄等《< 统万城铭>的文学价值》一文,以生动的笔触对胡义周《统万城铭》的文学价值进行了细致剖析,认为它具有北朝文学起始阶段的显著特色,是赫连夏文学完璧独存的珍品。作者认为《统万城铭》提示我们要用新的观点、从新的角度审视北朝文学,肯定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本次研讨会的宗旨之一即在于为统万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持,因而遗址保护、开发与利用研究也是中心议题之一。李令福《深入研究沙漠古都统万城,开创大遗址保护与利用新篇章》在分析了统万城遗址的历史地位与现实状况的基础上,阐述了未来发展的总体目标,即将其建成为中国大遗址保护与综合利用的典范,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文中具体提出靖边县政府和陕西省文物局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应采取的基本措施和近期工作的几点建议。这篇文章对于当地政府的相关工作具有十分明确的指导意义。侯甬坚代表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作《统万城遗址保护规划》的报告,对统万城遗址保护区的范围、建筑物布局、交通架构以及保护措施等规划内容进行了扼要介绍。张慧芝《“统万城——沙漠中的匈奴古都”——陕西省靖边县统万城旅游地形象设计》在对统万城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民族文化特征、历史过程的具体分析基础上,深入探讨了“统万城——沙漠中的匈奴古都”旅游形象的市场可行性。
随着“数字化历史文献”的日益增多和深入研究的迫切需要,统万城专题研究资料索引的编纂不仅成为可能,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罗小虹、宁义辉《匈奴族赫连氏大夏国历史资料长编》通过对电子版《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文献的检索,在时间上选择秦汉至明初统万城所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历史事件,在空间上则选取秦汉上郡、奢延及其后朔方郡、魏晋以降统万城、隋朔方、唐宋夏州、元察罕脑尔等郡县沿革及奢延水(泽)、无定河、黑水(渠)等地理坐标点,对获取的相关文献进行编排,以从整体上体现历史时期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区状况,便于研究者参考。温翠芳、马维斌、田卫丽《统万城历史资料长编》也是利用计算机检索系统对统万城历史资料编纂的又一重要尝试。
基于研究者的不同研究旨趣、领域和专长,以及此次研讨会的主要研究议题与内容,小组讨论分为历史组和环境组分别进行。
历史组的讨论重点集中在统万城的历史发展以及进一步研究和保护利用方面,代表们提出了应建立统万城博物馆,成立统万城研究的统一指导和协调机构、培养和组织当地的研究队伍,建立统万城研究者的联络网站,及时通报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收获;今后应继续召开统万城学术研讨会的系列会议,以检验和发布新的科研成果等建议。
环境组的讨论重点在于沙地、气候等的环境变迁以及旅游开发方面。代表们认为沙漠古都的研究、开发具有重大的现实与学术意义,在对古城风貌、兴建与废弃的研究基础上,应不断总结环境演变规律,为当前经济与环境建设以及遗址的保护开发提供借鉴;应加强中国南北方古城的比较研究,以充分认识不同地理环境下古城的兴衰规律;在统万城遗址的保护与旅游开发方面,应多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提出了建立遗址游览区的环形公路、古城址关键部位禁止踩踏、遗址展示和教育相结合等建议。
统万城的研究是一项长期而持续的工作,今后的研究应继续从开拓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拓展研究领域等方面着手,联合环境考古、第四纪地质等其他专业的学者共同进行。无论对于统万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还是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都非常必要,由此可获得更多关于统万城建筑方法、形制格局、功能分区、城郭范围等方面的考古资料,从而为进一步研究统万城提供更为有力的佐证。
“沙漠古都统万城学术研讨会”是陕西师大西北环发中心发挥高校智力优势,支持地方文化建设工作的一次成功尝试。这是在靖边县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也是陕西师大西北环发中心首次与地方人民政府合作举办的学术盛会。此次大会在陕西省、榆林市各级政府的帮助、支持下,在靖边县政府和陕西师大西北环发中心的精心策划、组织下,顺利完成各项议题和考察任务,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15、2003年西部大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李久昌博士生撰稿)
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同香港亚洲研究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及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西部大开发与环境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12月21—24日在古都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召开。这是近年来有关西部大开发学术研究中一次规模较大、特点突出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来自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及日本、韩国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西部大开发实施中遇到的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时期西部开发的反思、区域环境变迁、城镇都市建设以及与西部大开有关的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等热点、焦点和难点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和交流,展示了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代表们指出,西部大开发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里为了实施民族复兴而开展的一项宏大事业。它对民族的盛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稳定以及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陆学者、港台学者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并诱发了他们浓厚的研究兴趣。现在,西部大开发序幕已经拉开,我们各学科的研究应当紧紧跟上,以便发挥学术研究对实践工作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根据代表们的提议,会议还决定以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为纽带,联合两岸三地和日本、韩国及其他国家学者,继续开展西部大开发研究学术交流与合作,并在适当时机继续举办这样多学科、高规格、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并通过实施的具体项目来加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