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1. 中心编辑的《史念海教授纪念文集》一书出版
2. 中心编辑的《西部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书出版
3. 张力仁《文化交流与空间整合——河西走廊文化地理研究》著作出版
4．张萍《从军城到治城：北边民族交错带城镇发展的一个轨迹》论文发表
5. 张萍《城市经济发展与景观变迁——以明清陕西三原为例》论文发表
6. 王社教《论历史乡村地理学研究》论文发表
7. 张力仁《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的空间交流与整合》论文发表
8. 刘景纯《清代西安、兰州和太原的书院分布与选址》论文发表
9. 肖爱玲《山东早期城市群及其与环境关系研究》论文发表
10. 高升荣《清中期黄泛平原地区环境与农业灾害研究》论文发表
11. 杜娟《西安地区不同植被下土壤含水量及水分恢复研究》论文发表
12. 李令福主持的临潼区委托重大课题《临潼华清宫历史文化资源的整合与评价——骊山华清宫文史宝典》结项
13. 清代中国生态环境特征及其区域表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高升荣）



1. 中心编辑的《史念海教授纪念文集》一书出版

    2006年6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史念海教授纪念文集》，由三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16开，342页，481千字，定价36元。
    该书是中心推出的“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第一种，编号为001。以后将编入不同形式的学术著作，由三秦出版社陆续编号出版。丛书设有编委会（由海内外19名教授组成），负责对丛书书稿进行审查。
   该书具体由吴宏岐、王京阳二位编辑，王社教负责审查。内容分为上下编，上编为一系列纪念文章，下编为专题学术论文。目录前面为丛书编辑说明、代序。上编之前为前言、史念海同志生平、黄河颂（史先生作）；下编之后附有《史念海先生著述目录初编》（辛德勇、王双怀、史先智编）。
    这是继1996年2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上官鸿南、朱士光主编）之后的新著，书中纪念文章的作者大多是史念海先生培养的学生，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史念海先生的学术业绩做了探讨和总结。
   （目录）
    前言
    史念海同志生平
    黄河颂（史念海作）
  上编
    史学家的河山之恋（瞿林东）
    矗立在我们心中的丰碑——悼念史念海师（周伟洲）
    怀念史念海老师（李之勤)
    弘扬师道，永怀师恩
        ——记与史念海先生的六次历史地理野外实地考察（李健超）
    深切怀念恩师史念海教授（曹尔琴  杨文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浅说一代宗师史念海先生的治学（马  驰）
    史念海教授追思 (日本)（妹尾达彦）
    缅怀恩师史念海先生（陈昌远）
    怀念挚友著名史学家史念海先生（李雨普）
    怀念史念海先生（景爱）
    永远的怀念（耿占军）
    问学追忆（吴宏岐）
    我的河山情缘——师从史念海先生的经历回忆（周宏伟）
    岁月有时 怀念无尽
        ——深切缅怀我的导师史念海先生（马雪芹）
    史念海先生是发挥先进生产力的典范（刘明远）
    怀念史念海先生(诗二首)（马家骏）
    史念海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王双怀）
    史念海先生与中国古都学研究（王社教）
    史念海先生与中国古都学（徐卫民）
    史念海教授与中国历史经济地理研究（陈隆文）
    史念海先生与方志学研究（王京阳）
  《河山集》提要（辛德勇)
  下编    ．
    当前中国西部大开发学术研究动态报告
        ——2004年在日本中国研究所，西部大开发研究会座谈会上的讲演（朱士光）
    20世纪国外历史瘟疫灾害研究概述（龚胜生）
    关于城市起源和形成的理论探讨（毛  曦）
    历史宗教地理学刍议（介永强）
    民族历史地理学刍议（朱圣钟）
    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初探（韩茂莉）
    从农、牧结构的变迁看宁夏农牧业开发的经验教训（张维慎）
    《水经注•河水》所见历史地理问题考证二题（吴宏岐)
    《水经注》札记    
        ——附：《史念海先生第一堂< 水经注研读>课记》（刘景纯）
    北洛水、漆沮水考辨（王元林）
    唐代京畿道行政区划沿革史（郭声波）
    唐蕃战争后期的盐州保卫战始末（穆渭生）
    唐代佛教义学之风尚及其地理分布（李映辉）
    河西走廊民风的濡化与刚化（张力仁）
    北宋时期陕西人口数量研究（薛平拴）
    宋代福建人才地理分布研究（刘锡涛)
    龙脉、水脉和文脉
        ——唐代曲江之于都城长安（李令福)
    城镇区位优化配置中的图论方法研究
        ——以山西省中部地区为例（唐亦工）
    清代西安城的会馆（史红帅）
    清代前期太原盆地镇的发展与周边地域社会经济（张青瑶）
    明清青海东部地区的城镇建设与环境（陈新海）
    附：史念海先生著述目录初编（辛德勇 王双怀 史先智整理)

2.中心编辑的《西部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书出版

    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朱士光、肖爱玲编辑的《西部开发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一书于2006年8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中心推出的“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第二种，编号为002。作为2003年12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联合筹备，并由陕师大西北环发中心具体承办的中国西北大开发与环境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该书从西部开发史与历史时期环境问题、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及治理方略以及大开发中西部城市建设三个方面的反映了海内外从事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环境科学、工程科学、农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历史地理学、民族学、城市科学、区域科学等十多个有关学科参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目录）
    第一编西部开发史与历史时期环境问题研究
    近年来的西部开发史研究综述（杜继东）
    三十年代国民政府西北开发模式考论（申晓云）
    让西北边疆不再遥远
        ——孙中山关于发展西北交通的宏伟设计（徐万民）
    孙中山开发西北地区的构想与擘划（尚明轩）
    徐松西北实地考察述论（郭丽萍）
    试论清代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朱圣钟）
    明清时期汾河流域居民减轻山洪灾害的工程措施及其他行为（张慧芝）
    从水土条件看古代的西部大开发与国家构造[日]（原宗子）
    用自然地理学方法确定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分布（王刚  王杰瑜 李小曼）
    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农牧业的交替演变及其效应（张力仁)
    第二编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及治理方略研究
    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制约作用及应对方略（朱士光）
    西部大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台湾]（江振昌)
    中国西部国土开发与环境管理规划
        ——管理问题的思考和检讨[中国台湾]（陈墇津)
    中国地区发展不均衡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韩国对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立场  [韩]（朴明熙）
    土地开发课题与对策之探讨[中国台湾]（杨松龄）
    2001年大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比较优势配合度之检定[中国台湾]（陈永生）
    西部大开发与环境影响评估[中国台湾]（白仁德）
    论西部大开发中的环境教育问题（吴宏岐）
    黄土高原土地荒漠化问题研究（王双怀  方骏 杜嘉恩）
    生态私有——毛乌素沙地生态环境建设之制度创新初探（延军平）
    西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环境保护因素（朱普选  朱士光)
    香港大型基建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
        ——供西部大开发借鉴[中国香港]（潘国良）
    西部大开发与借鉴日本环保经验[中国台湾]（陈伯志）
    森林概念的动态研究（郝文军)
    第三编大开发中西部城市建设研究
    西部大开发与城市个性塑造（肖爱玲）
    都市开发、环境保护与政府财政诱因之探讨（周丽芳)
    从传媒报道看西部城市环保意识
        ——渝、陕、港报道风格比较 [中国香港]（柯达群）
    论曲江新区开发的地理基础与水土资源（李令福）
    西安“明城区”现存宗教信仰空间的分布、景观特征及其保护与利用（史红帅 董秦蜀)
    金昌：戈壁城市绿核结构模式
        ——一种基于生存竞争的城市形态及其生态适宜性（任云英  张峰  赵毅）
    资源型城市的空间扩展与土地利用——以铜川市为例（曹志红）
    后  记（朱士光)

3.张力仁《文化交流与空间整合——河西走廊文化地理研究》著作出版

    张力仁《文化交流与空间整合——河西走廊文化地理研究》著作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河西走廊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农牧业过渡区域之一，也是我国多民族多文化分布的重要地区，本书用大量的历史资料结合实地考察，运用文化地理学的发生学原则、环境感应、空间竟争、文化相继占用、地域文化空间演替理论对河西走廊多民族、多地域文化的历史形成过程、动因机制进行了多因素分析，着力探讨了民族交融地区多民族文化的同化、整合及其在地域上的盈缩与演替。全书共八章25万字，包括八幅图32个表格。

4．张萍《从军城到治城：北边民族交错带城镇发展的一个轨迹》论文发表

    张萍研究员的《从军城到治城：北边民族交错带城镇发展的一个轨迹》一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该文主要研究了陕北榆林市是晚近成长起来的边疆城市。明初那里还只是一个小村庄。北边蒙汉军事战争为其提供了发展契机。由军事驻所到三边雄镇，进而成长为地方行政中心，并由此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最终形成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中国北边民族交错地带，它的发展历程具有典型意义。今山、陕、甘、宁、青等省北部城镇普遍有一个由军城到治城的发展过程。本文以明清陕北榆林为例，分析了它的兴起与兴盛过程，为深入了解中国边疆城镇发生、发展进程，并理解这些城镇的文化内涵，提供了一定参考。

5.张萍《城市经济发展与景观变迁——以明清陕西三原为例》论文发表

    张萍研究员的《城市经济发展与景观变迁——以明清陕西三原为例》一文发表于南开大学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版。该文以明清时期陕西三原县为典型，分析了中国传统时代封建城市经济发展与景观变迁的关系。探讨了由城市景观变迁所引发的人居与生态环境的变化。主要论述了三原城市经济的发展条件与机制。明清两代三原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城市的经济职能。三原城市经济的发展与景观变迁，以及由城市景观变迁所带来的城市生态环境的优化。

6.王社教《论历史乡村地理学研究》论文发表

    王社教研究员的《论历史乡村地理学研究》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5卷4期。文章通过学术史回顾，对历史乡村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进行了探讨，对历史乡村地理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析，认为历史乡村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人口、聚落、文化、资源利用及环境问题的空间变化的学科，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其研究目的是总结历史时期乡村地域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及与外部地域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规律，为现实乡村建设和和谐发展服务，它既不是一般的部门历史地理学，也不是一般的区域历史地理学，而是一门区域性和综合性很强的历史人文地理学分支。历史乡村地理学的研究在西方起源很早，研究成果也非常丰硕，但在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却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在历史地理学界还没有正式提到“历史乡村地理学”这样一个学科概念。无论从乡村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来说，还是从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和历史地理学科的整体建设需要来说，历史乡村地理的研究都必不可少，大有作为。

7.张力仁《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的空间交流与整合》论文发表

    张力仁的《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的空间交流与整合》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本文通过对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发展过程、动因及机制的分析，认为异质文化因子的不断介入，使河西文化在变化中寻求发展，在发展中取得一致。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是形成河西走廊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主体兼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地域复合体的主要推动力。
 
8. 刘景纯《清代西安、兰州和太原的书院分布与选址》论文发表

    刘景纯的《清代西安、兰州和太原的书院分布与选址》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该文是作者主持的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小城镇文化的地理学考察》的一部分，写作目的是想通过城镇中书院元素的考察来看清代该区域省会城市文化的一个方面的差异与特点。文章通过书院在清代社会的时间运作和数量变化，认为：清代黄土高原地区三个省会城市书院的教育和研究活动在19世纪以前并不很发达，也没有与全国的书院发展趋势密切合拍。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到19世纪晚期，城市书院发展才逐渐加快，数量明显增多。城市书院的选址和分布在三个城市各有特点：西安城市书院在光绪十一年以前在城内变动，或一或二。而以后建立的二所书院均分布于城关，从而形成书院分布上的城内、东关、西关格局。这样的分布格局固然与东西关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关，但直到晚清时期，西安的书院布局只是继承了元代以来的布局和选址观念，并没有实现布局和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兰州的书院走的是自城关向城内发展的模式，后起书院选址不再拘泥于旧的选址观念，而是突破了这一观念，这与西安有所不同。太原书院始终没有突破城池范围，并且较为紧密的与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捆绑在一起，表现了较为保守的特点。

9.肖爱玲《山东早期城市群及其与环境关系研究》论文发表 
  
    肖爱玲的《山东早期城市群及其与环境关系研究》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年第6期。该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研究山东早期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及其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方法为在野外实地考察及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手法，结合现代城市地理学中的相关理论进行探讨。该文揭示了山东早期（西汉时期）城市群分布、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结论为区域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尤其早期政治地缘结构演变是决定和影响本地区城市群发展关键性因素；山东早期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改变着本区的环境特征。

10.高升荣《清中期黄泛平原地区环境与农业灾害研究》论文发表

    高升荣的《清中期黄泛平原地区环境与农业灾害研究》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4期。乾隆时期黄泛平原农业灾害的基本情况是涝灾多于旱灾。引致灾害形成的原因主要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因素主要表现为气候和地理两大因素的变迁；社会环境因素主要是人口的增加，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水利工程收效甚微以及社会各级管理制度的效率低下都对成灾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11.杜娟《西安地区不同植被下土壤含水量及水分恢复研究》论文发表

    杜娟的《西安地区不同植被下土壤含水量及水分恢复研究》发表于《水土保持学报》2006年第6期。该文主要对西安地区不同植被下的土壤干化现象进行了研究。近年来，大面积的植树造林活动大大改善了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但其负面影响也日益显露出来。由于树种选择不当、种植密度过大等原因，造成人工植被下土壤水分亏缺，特别是随着林木密度和林龄的增加，深层土壤水分亏缺更多，限制了林木生长的产量和质量，甚至使大面积人工植被死亡。文章通过大量土壤样品采集和室内水分测定，得出西安地区正常年均降水量条件下杨树林、法国梧桐林和中国梧桐林等人工林下大约1.5～4 m深度范围内出现了发育较弱的土壤干层，干层厚度约2.5 m。丰水年极端降水后土壤干层已消失，水分得到很好的恢复。农作物和草地下正常年份0～6 m整个剖面均未出现土壤干化现象，说明农作物和草地具有很好的保水作用，在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可以优先发展草灌类植被，待水分恢复后再发展人工林。

12.李令福主持的临潼区委托重大课题《临潼华清宫历史文化资源的整合与评价——骊山华清宫文史宝典》结项

    李令福主持的临潼区委托重大课题《临潼华清宫历史文化资源的整合与评价——骊山华清宫文史宝典》已经完成结项。该课题2006年6月开始，共分六编，约60万字，其中有图像资料100余幅，经费共计为10.00万元。

13. 清代中国生态环境特征及其区域表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高升荣）

    2006年8月5－7日，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清代中国生态环境特征及其区域表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宁召开。本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研究，为我国当前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清代生态环境史志的研究与撰述工作，即配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清史•生态环境志》的撰稿工作，因此此次会议的议题相当集中，主要围绕清代中国生态环境及区域表现展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日本及国内各地，共53人，提交论文51篇，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进展。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理论研究方面。朱士光(陕西师范大学)在《清代生态环境研究刍论》一文中指出，研究清代生态环境及其变迁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资料及学科知识的局限，目前该问题的研究现状还很薄弱，朱教授提出了值得深入研究的由人为活动因素造成的生态环境变化涉及到的9个方面的内容，并强调了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几个带理论性的问题：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既要注重静态特征，也要注意动态变化；对生态环境变迁现象、造成的影响要进行全面研究。侯甬坚(陕西师范大学)的论文《“生态环境”概念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随着地理学家黄秉维院士的回顾，对1982年五届人大宪法修改过程中，将草案中的“生态平衡”一词改为“生态环境”的过程，再现出来予以分析讨论，认为“生态环境”概念流行后给社会带来了许多积极意义，同时也认为：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著述工作，若落脚在自然环境上，具有可操作性；而区域生态环境特征的概括，属于一种基于区域基本素材的、经过抽象思维后的理性表达。侯教授对“生态环境”概念产生的研究，引起了与会学者浓厚的兴趣，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朱永杰、张妙弟（北京联合大学）在《积极构建清代生态环境变化信息系统》中提出，有必要构建清代生态环境变化信息系统。清代生态环境变化信息系统的本质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深度开发和整合各种清代生态环境变化方面的信息资源，最终形成一个体系完善、功能健全、组织有序的数据系统。其资料来源主要有三大类：现代观测记录；考古和历史文献记载；自然证据。在建立信息系统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资料的完整性；注重资料的同一性处理；空间位置的体现。
    区域性生态环境特点研究。吕卓民（西北大学）在《明清时期西北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与演变》中，对明清两代西北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与演变分别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经过明清两代的持续开发，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得以稳固发展并不断深化，特别是清代统一西北，使农业生产得以在整个西北范围内扩大和推广，从而使区域农业生产的主导地位更加稳固和加强，并为今天西北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布局奠定了重要基础。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的论文《清代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演变的特点》，通过实地考察和研究，分析出清代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演变的主要特点：祁连山脉东段水源涵养林草植被的破坏日益加重；绿洲边缘旱生、沙生植被频遭砍伐；一些河段改道迁徙以及水情、水盐运动状况改变，终端湖泊逐渐萎缩甚至干涸；风沙活动日趋活跃，城垣、边墙、渠道、农田等屡受沙害，沙漠化土地不断扩展，而尤以下游地区为烈。王社教(陕西师范大学)的论文《清代西北地区的沙尘天气》，通过对《清史稿》、《清实录》、西北各地清和民国时期所修的地方志及其它史籍较为系统全面的查阅，经过整理和分析，最后确定清代西北地区共有62次沙尘天气事件。通过对62次沙尘天气的分析发现：清代西北地区沙尘天气的发生在时间上呈明显的波状起伏；就空间分布而言，大致有4个多发地带：即以西安、渭南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地区，以镇原、庆阳为中心的陇东黄土高原地区，以中卫、古浪、永登、山丹为中心的河西走廊地区，以米脂、子长为中心的陕北黄土高原地区；同时指出清代西北地区沙尘天气的发生与气温变化联系紧密，但与降水变化的关系不明显。周琼（云南大学）在《清代云南潞江、澜沧江流域瘴气分布区域初探》一文中，对清代云南潞江、澜沧江流域瘴气分布区域进行了初步探讨，指出瘴气不仅分布范围大，存在时间较长，随社会历史发展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变迁也经历了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并对瘴区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王晓霞(陕西师范大学)在《清代湟水流域生态环境概貌及其基本特征》一文中，利用地志资料和现代地理学、生态学、地图学知识，通过详细整理、分析史料，初步复原了清代湟水流域生态环境的概貌，并勾勒了变迁的轮廓，归纳了基本特征。认为清前期湟水流域的生态环境面貌基本良好，但是遭受破坏的隐患日益明显，清末至民国初期，这一地区的自然灾害较前代频繁发生，同时指出少数民族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都与生态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杜娟(陕西师范大学)在《清代关中渭河流域洪涝灾害研究》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对清代关中渭河流域洪涝灾害的时间、空间特征、灾害的等级序列和灾害成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清代渭河流域关中段洪涝灾害平均每2.06年发生一次，到清代中后期，发生频率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并且该流域洪涝灾害的发生主要集中在渭河中下游的干流沿岸，认为清代该流域洪涝灾害多发的主要原因是由气候波动和流域自身的地形、降水特征等因素所决定的，但人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剧了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总体而言，区域性生态环境特点的研究，在区域选择上基本集中于西北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地区，而对于其他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的区域，如江南地区，关注甚少。
    区域性生态环境演变及其原因研究。细谷良夫（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论文《海城尚可喜墳園の植樹について》，以尚氏宗谱及方志为依据，探讨了尚可喜坟园和海城县植被的变迁。认为环境的破坏首先是人为的破坏，尚可喜坟园和海城县的植被变化是在社会控制力极度削弱的情况下，对环境的破坏。朱普选（西藏民族学院）在《青海历史上多元制度文化的环境背景》一文中，从青海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政治背景两个方面，探讨了青海多元制度文化产生的原因。青海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实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这些不同的政治制度是中央政府对青海各民族因俗而治的结果，同时也是青海各民族所处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对治边政策影响的结果。张维慎（陕西历史博物馆）在《试论明清时期宁夏盐池县土地沙化加剧的原因》一文中，论述了明清时期宁夏盐池县土地沙化加剧的原因。认为盐池县土地沙化的蔓延和加剧，主要发生于明清时期，其原因主要有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两个方面。赵明奇（徐州师范大学）在《浅谈黄患对黄泛区城市环境的影响》中，论述了黄患对黄泛区城市环境的影响。认为黄河夺泗入淮，对城市和周围农村形成了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应付水旱灾害能力下降；农耕条件恶化导致城市发展推动力的不足；生活环境质量大为降低；影响了城市交通的基础条件；影响了历史文化名城的研究和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刘祥学（广西师范大学）的论文《清代前期红水河流域的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从清代前期红水河流域的农业、矿业开发，并结合下游地区的水旱灾害进行统计分析，认为清前期对这一地区的过度开发，使红水河流域森林面积不断减少，水土流失现象加剧，河流含沙量急剧增加，导致河水颜色出现泛红现象，这也是红水河名称由来的外在原因。李健胜（青海师范大学）在《清代湟水地区的移民与人文生态变迁》一文中，探讨了清代湟水地区的移民与人文生态变迁，认为清代湟水地区的移民主要包括政策性的移民和自发移民，到清代中后期，湟水地区成为人口迁出的地区，其目的地大致是龙羊峡以上的黄河谷地和湟水源头；清代湟水地区的移民进一步将与农业作业形式相关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知识传承方式移植到湟水地区，从而使湟水地区成为典型的农耕文化区，而移民的迁入及其活动也深刻地影响了湟水地区的人文生态及其建构过程。董力三、熊鹰（长沙理工大学）的论文《洞庭湖区农业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历史演变》，对人口和劳力、城镇、交通运输几个于洞庭湖农业经济影响较大的因素进行了历史分析，认为：湖区历史人口和劳动力的变迁，受外来人口机械变动影响较大，进而影响农业发展的进程；湖区的村落和城镇发展较早，其变迁与湖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农业生产的盛衰、人口和劳动力的多寡、城镇发展的快慢有着密切的关系。吴海涛（阜阳师范学院）在《清代淮河中下游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原因与影响》一文中，对清代淮河中下游生态环境的变迁进行了考证，认为造成这种变迁的原因在于黄河夺淮入海、政府保漕治河以及过度垦殖，生态环境的恶化也给淮河中下游地区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熊梅(陕西师范大学)在《清代东北地区森林变化与环境效应——以国内过度垦伐为中心》一文中，从过度垦伐入手，探讨了清代东北地区森林变化与环境效应。清代前期由于封禁政策的实施东北地区的森林状况基本得到了保护，区域范围内的生态环境还保持着较为原始的景观。咸丰后由于内忧外患的加深，封禁政策日趋无力，大批流民进入东北，在政府放任乃至鼓励的政策引导下，该区森林遭罹过度垦伐。森林的削减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效应，引发了生物危机和诸多的自然灾害。马宝建（北京林业大学）的论文《清代至民国黑龙江三江平原森林资源演变研究》，研究了清代至民国黑龙江三江平原森林资源的演变。清初、清中叶的三江平原绝大部分地区保持着原始状态，到清末，由于开荒导致的林业活动，加上与中东铁路修筑相关的林业采伐以及供给航行船只燃料的木材砍伐等，改变了三江平原部分地区的森林面貌。苏新留（华东师范大学）在《晚清以来黄河灾害对河南乡村环境影响述略》一文中，论述了晚清以来黄河灾害对河南乡村环境的影响，认为黄河在历史时期曾经给河南带来了不少的利益，但到后来，尤其是晚清以来，黄河灾害严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相互交织，给河南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破坏了农田生态系统，影响了农业生产，造成了农村的贫困。学者们对不同区域性的生态环境演变及其原因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需要说明的是：众多学者所关注和探讨的都是明清以来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即人类行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对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正面影响，也即人类行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还有待发掘和研究。
    生态环境及其演变的专题性研究。桑广书（浙江师范大学）在《灞河中下游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一文中，考证了灞河中下游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认为历史上灞河平原段河道变迁主要表现为河床淤积，河床淤积影响了灞河的行洪能力，其最直接的环境影响是中下游河流沿岸易受洪水侵袭。平原段河床淤积过程在明代以后更为强烈，主要原因是隋唐以后长安人口剧增，所需木材及燃料主要靠采伐南山（秦岭）林木。特别是明清时期大量流民涌入秦岭山区毁林种田，秦岭北坡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致使灞河河口强烈淤积。王尚义（太原师范学院）、张慧芝（太原师范学院）在《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演变与民间控制》一文中，以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为例，通过对这一时期流域生态环境演变与民间控制行为的研究，认为在生态环境变迁过程中，人类社会能否采取及时、有效的控制措施应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中民间控制措施不容忽视。何群（内蒙古师范大学）在《清以来大小兴安岭环境与狩猎文化的生态人类学观察——鄂伦春族个案》一文中，从生态人类学环境与文化关系的视角，以清初以来鄂伦春族的迁移发展历史为线索，探讨了狩猎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历程和流变轨迹，为生态环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吴文涛（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在《对清代永定河筑堤之环境效应的思考》一文中，考证了清代对永定河筑堤的环境效应，认为康熙三十七年（1689年）永定河的大规模筑堤为京城减少了洪水之虞，但同时也带来了北京地区水环境以及下游地区环境的某些改变等一系列问题，其影响对于流域整体环境而言是深远的，希望籍此引起人们对历史上一些重大水利工程的环境效应的反思。史红帅(陕西师范大学)的论文《清代矿产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述论》，从整体论述了清代矿产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认为作为清代“矿害”之一，矿产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显著，尤其是对山体、植被、水体、大气、城镇、村庄、农田等聚落环境、区域矿产资源等的负面影响极大。基于对“矿害”的深刻认识，清代政府和民间均采用了“矿禁”的举措，以期消“矿害”、兴“矿利”。“矿禁”的措施以及推动“矿禁”的风水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区域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崔永红（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在《清代甘、宁、青地区林地的减少及其后果考述》一文中，对清代甘、宁、青地区林地的减少及其后果进行了考述，首先概述了甘、宁、青地区森林资源的分布及特点，指出虽然清代造林、护林强于明代，进一步受到重视，但是对于林地的破坏程度也比前代严重，总体而言，清代甘、宁、青地区对林业的破坏多于兴造。森林的破坏也给当地的环境带来很大影响，突出表现为土地沙漠化、河流淤塞加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许桂灵（广东行政学院）、司徒尚纪（中山大学）的论文《清代岭南生态环境历史变迁与后果》，在追溯岭南生态历史变迁的基础上，重点阐述清代岭南由于人口增长，工商产业发展等加重了环境压力，导致以森林消失为代表的环境变迁，并由此引起水土流失、物种减少、灾害增加等后果，指出人类在改造利用自然时，应吸取历史教训。韩春鲜（新疆大学）在《清代吐鲁番与罗布地区之间的交通线路变迁研究》一文中，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研究成果，研究了清代吐鲁番盆地与罗布地区之间的交通线路和沿线的聚落兴衰变化，以及两地区之间的行政关系，认为两地区之间的交通线路兴衰与气候的干湿变化呈现同步变化的特征，即：19世纪中期及以前气候相对湿润时期，两地区之间的交通沿线聚落所依赖的河水水量比较多，交通线路比较通畅，其后气候变干，交通线路及沿线聚落随之而被废弃。郭声波（暨南大学）、张保见（四川大学）在《青海近代的农业垦殖与环境变迁（1840～1949）》一文中，探讨了清代近代（1840～1949）的农业垦殖与环境变迁。认为近代是历史时期波及青海全省范围的大规模农业垦殖的起始阶段，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分为衰落、恢复并快速发展和再度衰落三个时期。不同的时期，人口数量、农垦的地域分布和水利事业发展有所不同。同时也指出近代农垦对青海环境变迁所造成的影响依然是局部的。上述研究涉及的领域广泛，有些研究视角新颖，如何群从生态人类学环境与文化关系的角度入手，为生态环境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生态环境相关的制度、政策、思想观念及乡规、民约研究。刘景纯(陕西师范大学)在《农业社会的环境应对——明清时期山西的祈雨风尚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一文中，以山西为例，对明清时期这里的祈雨风尚和与之相关的水神崇拜加以探讨，认为其发展特点和山西地区的气候特征和农业的分布以及随着历史的发展所造成的农地推广基本上是一致的。客观地说，它反映了古代农业社会的人们对于雨水的强烈需求和渴望，也是当时社会文明状态下人们应对环境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历史地展现了区域自然环境对一定区域上的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在这种影响下的一定区域的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一种无奈的应对和文化景观营造。钞晓鸿（厦门大学）在《清代关中的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一文中，试图从生态环境、水利社会的内在机理对水利社会的变迁提出新的解释。结合田野考察、利用民间文献，从多视角分析关中中部的渠堰灌溉及水利社会，对所谓的水利共同体理论进行若干辨析与反思，认为地权的相对分散也会出现共同体内部权利与义务的脱离，各地水利共同体的解体时间未必统一于明末清初时期。王培华（北京师范大学）在《清代伊犁的农田水利建设、水利管理和分水制度》一文中，探讨了清代伊犁的农田水利建设、水利管理和分水制度。清代伊犁九城的水利兴修是同屯田一起进行的，根据史料记载判断，清代伊犁地区也存在水利纠纷和分水制度。赵珍（中国人民大学）在《清代围场管理和生态环境》一文中，探讨了清代围场管理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清代围场的管理演变，与野生动植物资源存量有很大关系。围场存在是清廷权力的象征，对围场的管理就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围场管理有序，生态环境状况较好，就表现出强有力的权力，否则就是管理无序，生态环境恶化、权力削弱。丁柏峰（青海师范大学）的论文《清代“祭海”活动对环青海湖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了清代“祭海”活动对环青海湖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指出环青海湖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其人逐薮草以牧放，射猎为生，多不粒食”的牧业区。这里自然生态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同时又长期处于民族纷争之中，各种不同性质的战争频繁发生，都对这里的生活环境造成很大影响。然而，有清一代，环青海湖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基本保持良好，并没有遭到大的破坏。究其原因，清政府的“祭海”活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张俊峰（山西大学）在《引洪灌溉：以洪水利用为中心的洪洞县河西三峪33村》一文中，以洪洞县河西山丘地带三峪十五渠33村为考察对象，通过对此种水利类型地区社会关系、组织管理和实际运行状况等方面的实证分析，展现干旱半干旱山区乡村水利发展的一般状貌，进而探讨了北方旱作地区灌溉水利秩序形成、演变的规律和特点，期望弥补水利社会史研究中的这一薄弱环节。高升荣(陕西师范大学)在《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水环境与农业水资源利用》一文中，以明清时期的关中地区为例，探讨水环境与农业水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水环境日益恶化，水资源量呈稀缺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的农业水资源利用方式。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农业水资源利用方式呈现出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引河灌溉工程的小型化；二是加大了对地下水资源利用的力度，井灌和泉灌开始兴盛。随着水环境的变迁，关中灌区为提高水资源利用的效率，在水资源管理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在用水制度安排上也更趋合理化。刘志平(陕西师范大学)在《清代广东矿产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一文中，研究了清代广东矿产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认为清代广东矿产资源的开发种类繁多，蓬勃兴盛，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时人出于维护社会治安、保护风水形胜等目的，采取了一些保护意识和行动，客观上维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刘祥秀(陕西师范大学)在《清末屯垦政策在川边藏区的实施及对环境的影响》一文中，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家政策为切入点，通过引用大量档案资料并结合历史文献，比较细致地分析了清末中央在川边藏区实行的屯垦政策。通过对屯垦过程及效果的分析，认为此次屯垦活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川边藏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政府对此次屯垦行动持较为理性的态度，加之开垦力度有限，使之未超出当地自然环境的承载力。不过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从而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胡英泽（山西大学）在《风水意识与煤矿禁采——以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山西省为中心》一文中，主要利用民间碑刻资料，对风水意识在清代至民国时期山西小煤炭开采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与分析，认为官方与民间对煤矿开采造成的风水破坏立场一致，坟墓、居所、神庙等风水保护是煤矿开采中面对的主要问题。基于风水意识的煤矿禁采，对于环境保护既有效，也有限。姜修宪（复旦大学）在《环境•制度•政府•经济绩效——以闽江航运为个案的探讨》一文中，以闽江航运为个案探讨环境、制度、政府、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制约闽江流域商品流通的致命障碍即是因地理环境所造成的限难的运输环境，面对闽江航道险恶的水运条件，地方政府鲜有实力对其加以改造，虽然政府制定了制度，但却因政治腐败而使之不能很好地执行。制度的经济绩效不但受制度本身的制约，更会受到这个制度所赖以生长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制约，在传统中国可以说就是受到吏治清浊与否的制约。因此，制度创新固然很重要，但制度的执行更重要。可以说，生态环境相关的制度、政策、思想观念及乡规、民约研究领域，颇受学者重视，研究成果也相对丰硕，其中钞晓鸿和胡英泽的研究都十分重视对碑刻资料的利用，为生态环境研究在资料利用方面提供了新思路。
    生态环境文献记录的多视角研究。马玉山（山西大学）在《顺应自然之性——清代方志所见某些自然观点之剖析》一文中，由寻览山西清代部分方志所得，综合有关资料，探讨了清代方志中所反映的环境保护思想。认为方志针对某些自然现象和由于生产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情况提出的观点，诸如顺应自然界客观规律、保护自然资源，合理利用自然条件等，极具普遍意义，是清代地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研究和借鉴。孙冬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论文《清代北京的能源供应及相关生态问题》，以历史文献与碑刻资料为依据，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北京能源供应与区域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认为清代北京的能源构成以木柴、木炭、煤炭为主要类型，随着森林资源的减少，煤炭的地位迅速上升。供应宫廷、衙署以及城市居民的大量木柴、木炭，严重消耗了北京外围地区的森林资源，由此引发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随着时间的累积与林木砍伐范围的扩展而加深。以门头沟为主的西山煤矿支撑着北京的能源供应，但某些煤窑的过度开采与选址不当，对地表植被、河流、地下水、居民生活与村落的安全，都构成了明显的生态威胁乃至直接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破坏，地下采空区也大多是历史上的能源开发与现代采煤技术迭加之后的结果。杨煜达（复旦大学）在《光绪云南大灾（1905－1907）的气候背景研究》一文中，对1905－1907年云南大灾的气候背景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发生在此时期的云南大灾，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是云南历史上罕见的天气灾害，属于典型的先旱后涝的连续性天气灾害。这种水旱相继的连续性天气灾害，对云南社会造成的影响非常大。郝平（山西大学）的论文《荒时山西各地“食物谱”》，通过还原光绪三年前后大饥荒时，山西各地饥民选择的“食物”，考察饥民食用了哪些非正常的食物；这些食物在当时具有普遍性还是地方性；不同的“食物”在饥荒岁月中产生的作用大小如何，以及平时人们不注意的一些野草和树木的食用价值，从而展现当时民众“饥不择食”的状态。
    提出的新思路和建议。在会议即席发言阶段，王颋（暨南大学）提出了关于生态学、生态环境的新解释，对明清以来人类活动对生态的影响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其中也有对生态有益的影响。提出以往清代生态的研究不是生态研究，因为其研究主体不是生物而是人。并指出开展新的研究应关注如下领域：东北平原；甘肃河西走廊、新疆绿洲的变化；沿海大陆架的形成变迁；地貌和景观的差异、生物种群的差异、开垦的结果和影响。王岗（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了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生态环境的区域划分；文化圈与生态区域的关系；生态环境与生活的关系；生态环境与生产形态的关系；清代环境变化对后代的影响等。蓝勇（西南大学）提出对生态环境的概念、传统时代人地的黄金比例问题应审慎思考，同时西南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有待加强。张俊峰（山西大学）也提出生态环境研究到底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生物为中心，目前的研究领域是否缺乏一种明确的目的与追求，希望学者们思考。   
    本次会议的论题基本围绕清代生态环境展开，内容涉及上述清代生态环境方面的主要问题，关注了生态环境科学及清代相关问题的理论探讨，突出反映了近年来学者们在研究清代生态环境问题方法上所作的多方面的实践及取得的进展,尤其是在研究思路以及史料运用方面都有所突破，如杨煜达引用现代气象学方法，研究清代云南大灾的气候背景；何群运用生态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方法，研究清代小民族与环境关系问题；钞晓鸿、胡英泽等，强调在研究清代生态环境及其变迁时，深入收集与采用民间碑刻和契约文书等资料的作用。上述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实践都是值得鼓励的，也将对今后研究清代生态环境特征及其变迁问题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总体而言，在理论研究方面尚显薄弱；生态环境文献记录的多视角研究这一领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区域方面，呈现出西北地区强、其他地区弱；研究领域方面，对陆地生态环境用力较深，而对海洋生态环境以及草原与沙漠生态环境关注较少。这些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还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