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1、黄正林著《庆阳通史》（下卷）在北京出版
2、史红帅译著《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在上海出版
3、黄正林《民国时期甘肃农田水利研究》一文在《宁夏大学学报》发表
4、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环境史学科之异同辨析》一文在《天津社会科学》发表
5、刘景纯《明代九边官豪的私业经营与政府控制》一文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
6、刘景纯《< 水经注>流域地理的发现与撰述》一文在《西夏研究》发表
7、史红帅《清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西安城墙维修工程考——基于奏折档案的探讨》一文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
8、史红帅《明清西安城郊市镇分布与形态的初步研究》一文在《长安大学学报》发表
9、周宏伟《楚汉青阳位置之谜试解》一文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
10、喻曦《西汉陵邑人物的地域分布初探》一文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
11、史红帅专著《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获得第四届谭其骧禹贡基金优秀青年历史地理著作二等奖
12、李大海论文《清代“北五省”地理概念考》获得第四届谭其骧禹贡基金优秀青年历史地理论文三等奖
13、潘 威, 庄宏忠《1766～1911年黄河上中游5～10月降雨量重建》一文在《地球环境学报》发表
14、潘威《清代黄河中游汛期水情研究》获得第四届谭其骧禹贡基金优秀青年历史地理论文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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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正林著《庆阳通史》（下卷）在北京出版
《庆阳通史》是庆阳市委、庆阳市政府委托庆阳市政协主持的重大研究项目。该项目启动于2007年7月，聘请我中心黄正林教授担任课题组组长，并负责通稿。《庆阳通史》分上、中、下3卷，全书共计180万字，上卷从远古到唐朝五代，中卷从宋朝到清朝时期，下卷是中华民国时期，其中民国卷占全书1/3篇幅。
民国卷共计9章，前8章由黄正林教授撰写，“北洋政府时期的庆阳”（通史第十二章）主要论述了北洋时期庆阳的政治与民变的发生及其原因，庆阳地方自治、人口与自然灾害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庆阳” （通史第十三章）主要论述了各种政治势力在庆阳的角逐、地方豪强的崛起与覆灭，庆阳乡村社会的治理，庆阳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市场与金融等内容；“陕甘边苏区的建立与发展”（通史第十四章）论述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陕甘地区领导的兵变、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以及历史地位等。“红军在庆阳的活动与苏区的巩固” （通史第十五章）主要论述了红25军、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庆阳、西征军在庆阳的战斗与根据地的建立，山城堡战役以及西安事变后红军在庆阳的抗日救亡活动。“根据地的政治与军事”（通史第十六章）主要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庆阳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军事斗争等。“根据地的经济与社会”（通史第十七章）主要论述了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农业与畜牧业、工业、商业贸易、合作事业、税收与财政金融、人口与社会改造等。“1937—1949年的庆阳国统区”（通史第十八章）主要讨论了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庆阳国统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通史第十九章）主要论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庆阳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经济与社会和国共两党在庆阳的战争。
《庆阳通史》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品位的地方性通史，具有厚古薄今，资料丰富，图文并茂的特点。
2、史红帅译著《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在上海出版
史红帅译著《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全书共35.1万字，34幅照片。
《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是由丹麦著名探险家、考古学家何乐模（Frits Holm）撰述，于1923年由Fleming H. Revell出版公司在纽约、芝加哥、伦敦和爱丁堡同时出版的在华行纪类著作。该书详细记述了1907年1月至1908年6月，何乐模前往西安获取《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复制碑，并运往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最终辗转保存于意大利罗马教皇博物馆的传奇经历。
《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一书细致入微地记述了何乐模在华北、西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行程与所见所闻，内容涉及山川河流、城镇村落、寺庙祠宇、道路交通、官绅商民、风情民俗、商业贸易、农业物产等。书中还附有大量照片，生动直观地反映了作者眼中的清末中国自然图景与社会众生相。《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不仅是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播史、景教碑世界流布史的重要文献，而且也是从历史地理、城市史、社会史、环境史、中西交流史等学科角度出发研究百多年前中国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史料，堪称清末西方人在华考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中译本除原著16章全部内容外，还特别附录了译者精心采择的57则原始史料，其中西文史料54则，清代档案1则、报道1则，民国报道1则。这些难得一见的文献来自于美、法、英、澳等国十余种报刊和清末电报档案，时间跨度从1907年延伸至1935年，构成了对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事件“全景式”的资料集成，有助于研究者和读者对清末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此次大事件有更为全面地了解。
3、黄正林《民国时期甘肃农田水利研究》一文在《宁夏大学学报》发表
黄正林：《民国时期甘肃农田水利研究》，《宁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和抗战时期的后方建设，甘肃农田水利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建设的重点之一。在此期间，国民政府根据甘肃水资源环境和地理条件，在河西走廊、黄土高原沟壑区和兰州黄河谷地，因地制宜，兴建不同的水利工程，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发展小型水利工程，适合甘肃的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是值得肯定的，也对后来这一地区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4、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环境史学科之异同辨析》一文在《天津社会科学》发表
今年1月，侯甬坚撰写的《历史地理学、环境史学科之异同辨析》一文在《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发表。论文主张：历史地理学问世已有百余年历史，环境史研究在我国尚属新兴研究领域，细究二者研究理路，可谓各存其道：前者归属地理学，重在地理变迁研究，后者归属历史学，取法于生态学和环境科学，重在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前者把人类活动作为驱动因子，后者把人类看成环境的一部分；前者以区域研究为主，后者以事件过程为主；此外还有其他区别或差异。二者名称、来历、研究侧重虽有不同，于人类社会同地理环境（或者表述为自然环境）之间探索真谛的研究旨趣，研究中却愈加接近。二者互为借鉴、促进的条件，实堪研究者在其中体会融合，勤勉致力，方可领略学科演进历史中迷人的光芒。
5、刘景纯《明代九边官豪的私业经营与政府控制》一文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国家重点学科资助项目（SNNUHG04013）成果。文章认为，明代在长期经营北方边地防守中，形成一个以军人为主体的九边准军事社会。在这一特殊的社会里产生了以军事将官为主体的官豪。官豪的出现和发展，客观上改变了部分军事将官及其管理者的“公职”身份和军事职能，他们将部分精力用来非法经营土地和商业等私利活动，开始了自己的经济生活。不论是土地经营还是商业等活动，都深深地打上“豪”的烙印，使国家和社会利益受到大量的损害。政府一开始的控制主要依靠法律条文，后又通过让步和增设监察官员，以及增设部分部门的专职官员等措施，加以管理和控制，但几乎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对官豪及其营私活动的失于控制，导致了九边诸多制度与政策的失败，加速了九边防务与社会的危机。
6、刘景纯《< 水经注>流域地理的发现与撰述》一文在《西夏研究》发表
本文从流域地理视角进一步论述了《水经注》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文章认为，《水经注》首次发现了河流水系系统并较为系统地创立了流域地理学的撰述形式，开创了我国地理编撰学的新时代，其流域观念和思想标志着我国古代地理学思想的新进展。
7、史红帅《清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西安城墙维修工程考——基于奏折档案的探讨》一文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
在清代西安城墙的历次维修中，以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五十一年（1786）的工程规模最大。本文基于大量清代奏折档案，对这次维修工程的缘起、工程分期与做法、督工官员与工匠、经费数额与来源、工料产地、数量及其运输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辨，指出包括城墙维修在内的清代西安城市建设与关中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变迁之间具有紧密联系。
8、史红帅《明清西安城郊市镇分布与形态的初步研究》一文在《长安大学学报》发表
该文在相关史志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了明清西安城郊市镇的数量变化以及市镇的空间分布与形态特征。分析指出,城郊市镇是明清西安城商贸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安城的商贸功能起到了补充之功,有力地促进了西安城作为西北商贸重镇的城市地位。
9、周宏伟《楚汉青阳位置之谜试解》一文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
楚汉时期重要地名“青阳”的位置一直是未得确解的千年谜题。本文指出，秦汉时的青阳，指的是长沙郡(国)青阳县，治地位于今湖南湘阴北境青山岛上；史籍所谓“荆王献青阳以西”，指的是前278年楚顷襄王通过楚秦会盟，把湘江以西以洞庭平原为主体的区域割给秦国；史籍所谓“越水长沙，还舟青阳”八字，意为越人水攻长沙(后)，(北上)聚舟船于青阳。青阳位置谜题的解决，有利于楚国末年以至汉初洞庭平原自然面貌的认识。
10、喻曦《西汉陵邑人物的地域分布初探》一文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
西汉陵邑是以西汉帝后陵为中心建造的专供守陵、护陵和祭祀之用的特别行政区。随着西汉政治经济的发展,陵邑居民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政治上强干弱枝以拱卫京师,经济上提高农业技术、增进商业发展,文化上推行教育、提升当地文化素质的同时促进了关中地区民风多样化。本文通过分析西汉各个时期陵邑各类人物地域分布的不同,讨论其历史地理原因及对西汉社会的影响。
11、史红帅专著《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获得第四届谭其骧禹贡基金优秀青年历史地理著作二等奖
史红帅专著《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旨在通过对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的深入研究，从而使人们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重新认识和评价西安城在这一时期为西北重镇的特殊地位。全文共分七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明清时期西安城水源的开发与利用。第二部分通过分析郡王府、镇国将军府等的相关问题论证明清时期西安在西北地区作为政治重镇的特殊地位。第三部分通过研究清代西安城内的城中之城——满城与南城来论证这一时期西安作为西北军事重镇的特殊地位。第四部分通过研究明清时期西安城内的教育设施——书院、学校及贡院的相关问题，以论述这一时期西安城作西北文化重镇的城市特征。第五部分探讨了明清两代西安城内官署的分布与变迁。第六部分通过对明清时期西安城内市场和商人会馆的分布与变迁的研究，论述了西安作为五方杂处，商贾云集的西北经济重镇的重要地位。第七部分对长期以来流传甚广而又不能得到合理阐释的西安城周四十里说进行了考察，批驳了前人的错误观点，提出城周四十里系西安城的东关城周长之和。该书于2011年5月获得第四届谭其骧禹贡基金优秀青年历史地理论著二等奖。
12、李大海论文《清代“北五省”地理概念考》获得第四届谭其骧禹贡基金优秀青年历史地理论文三等奖
对比《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和《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发现官文书中的“北五省”一词在雍正年间逐渐成为专有地理概念；研究表明，以往忽视的“陕西（省）”一词，在清代文献中极有可能和“江南（省）”、“湖广（省）”类似，存在旧省名长期沿用的现象，其区域包括分省后的陕西和甘肃；据此，“北五省”的范围有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六省；“北五省”的出现既是明清时期高层政区不断调整的结果，也是南北方区域社会发展差异日益明显的反映；随着民国初年政治形势变化和新地理概念的出现，“北五省”一词最终消失于历史舞台。
13、潘 威, 庄宏忠《1766～1911年黄河上中游5～10月降雨量重建》一文在《地球环境学报》发表
根据清代万锦滩水位志桩的伏秋汛期（5～10月）涨水水位记录，建立了1766～1911年黄河三门峡断面径流量(m3)序列，再根据三门峡断面径流量与黄河上中游10站点面积加权降雨量关系，重建了1766～1911年黄河上中游5～10月降雨量(mm)序列。该序列显示出19世纪中期之后研究区伏秋汛期降雨持续减少，进入20世纪后有所回升。降雨量波动与根据江淮梅雨长度、SLP记录等资料反映的夏季风强度变化基本对应；小波分析则显示本区伏秋汛期降雨量存在明显的50a周期；在多年际尺度上与指征ENSO强度的UEP指数具有较明显的反相位关系，El-Nino年降雨量放大，La-Nina年则降雨量减小。
14、潘威《清代黄河中游汛期水情研究》获得第四届谭其骧禹贡基金优秀青年历史地理论文优秀奖
根据1766～1911年万锦滩汛期涨水情况的历史文献记录，重建了研究时段内黄河三门峡断面逐年汛期流量R（109m3/a ）和汛期开始时间T（侯尺度），其平均水平分别为径流量R=51.06×109m3/a，汛期开始时间T平均情况为7月上旬（7月的第2个侯），对应于梅雨结束的平均日期。研究时段内，1840s之前流量平，汛期开始时间总体较为稳定；1840～1850s流量普遍偏丰，且汛期到来偏晚；1860s开始流量减少，且汛期提前，此阶段持续了约40a左右，是近300年中黄河中游产流微弱持续最长的1个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