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侯甬坚《庄浪群众烧柴小史——对当地植被生存状况的初步揭示》一文发表
2、刘明《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通货膨胀预期成分分解——基于修正F-F模型与Hamilton方法》一文发表
3、杜娟《秦汉时期关中农业土地利用区域特征及影响因素》一文发表
4、张青瑶、王社教《清代晋北地区土地垦殖时空特征分析》一文发表
5、张萍专著《区域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明清陕西的个案考察》，三秦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6、张萍论文《州县内外：清代关中县域商业发展与商铺数量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发表
7、张萍论文《环境史视域下的疫病研究：1932年陕西霍乱灾害的三个问题》《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发表。
8、张萍申请获批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碑记所见西北地区城镇形态演变与城镇社会变迁(1368-1911)”。（2014年）项目批准号：14AZS011。
 
1. 侯甬坚《庄浪群众烧柴小史——对当地植被生存状况的初步揭示》一文发表
侯甬坚：《庄浪群众烧柴小史——对当地植被生存状况的初步揭示》，靳润成主编：《走向世界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12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497-508页。
    本文着力挖掘2005年张丽珍主编《庄浪人创业之路》一书中的材料，尤其看重里面的《铲茅衣》、《挖草根》各篇故事中的内容，判断这些故事中的材料是真实的，并为一般书籍所不载，又通过一些其他资料，做了上下时段的连缀，增加了前后对比和必要的核实，来研究庄浪群众烧柴的简要历史，以此来揭示当地植被的生存状况。基本看法是20世纪50～80年代的许多年头，庄浪群众烧柴遇到了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就连烧饭、煨炕这样的日常生活也难以为继。这类研究题目实际上还有广阔的开拓空间，结合当地群众的实际生活来切入环境变迁的主题，还需要从细节上进一步认识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对于环境的影响和作用，充分地打量和分析诸如百姓烧柴引火这样的日常行为，与环境变迁之间可能具有的非常重要的联系，并着力呈现出不同地区人民群众丰富的社会生活史内容，进而走向真实揭示群众社会生活对环境状态的依赖度和关联度之目的。
 
2. 刘明《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通货膨胀预期成分分解——基于修正F-F模型与Hamilton方法》一文发表
《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通货膨胀预期成分分解——基于修正F-F模型与Hamilton方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作者：刘明，马冠群。本文曾获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第四届优秀论文二等奖（2011，济南，山东大学）。
论文简介：借鉴并修正F-F模型和Hamilton方法,根据农产品价格与CPI关系建立通货膨胀预期模型,可将CPI分解为可预期部分和不可预期部分,结果表明农产品期货价格隐含有效的农产品价格预期信息,且能够事前模拟CPI通胀走势与方向,体现出重要的信息窗口功能。应将农产品期货价格纳入前瞻性货币政策视野,依据各期货品种对CPI通胀预期功能编制分类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相关检验说明,期货交易的套期保值者仍以农产品加工和以农产品作为原料的企业为主,需要创造农户利用期货市场稳定农产品价格的条件。
 
3.杜娟《秦汉时期关中农业土地利用区域特征及影响因素》一文发表
杜娟撰写的《秦汉时期关中农业土地利用区域特征及影响因素》一文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年第1期。该文运用历史文献考证、考古学、野外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复原了秦汉时期关中农业土地利用的发展过程，并对农业生产条件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古代的关中，人多地狭是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同区域内的环境与技术选择，使关中农业土地开发与利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秦汉时期，关中农业土地开发由西部向中东部迅速扩展，地形、水资源、土壤条件、人口分布等因素是影响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的主要因素。
 
4.张青瑶、王社教《清代晋北地区土地垦殖时空特征分析》一文发表
《清代晋北地区土地垦殖时空特征分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月第43卷第2期。
       文章摘要：清代晋北地区土地垦殖过程总体分为明末清初的土地抛荒期，清初至乾隆时期的土地复垦期以及乾隆以后土地垦殖的下降期。区域内耕地集中于忻定盆地和大同盆地，晋西北黄土丘陵区、晋北高原区等地耕地比例较低。讨论生态环境脆弱区土地垦殖问题，自然环境的制约性尤为值得关注。
 
5、张萍专著《区域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明清陕西的个案考察》，三秦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摘要：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研究投入相对薄弱的领域。本文旨在选取地貌条件复杂、历史积淀深厚的陕西作为区域单元，以明清时期作为研究时段，利用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其商业发展及地域特征作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揭示商业发展与地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为西部大开发，陕西的经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另一方面，通过此项研究，探求作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研究方法与意义。以期能够充实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拓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为本学科的发展做贡献。
全文主要从十一个方面入手，研究了明清陕西商业发展的地域特征。
一、围绕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界定，初步尝试建构本文以及区域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框架，并分析了历史商业地理学与商业史、商业经济学等学科的联系与差别。针对本论文选题，对近些年有关明清陕西经济、社会等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的梳理与分析，阐明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及预期解决的一些问题。
二、从商业活动的地理基础入手，阐述本省陕北、关中、陕南三区的环境特征，及其对形成本地区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格局的影响。分时段论述明清时期陕西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与变化规律，是陕西商业地理研究展开的前提条件。
三、从农业、手工业、畜牧与农村畜养业、林特产资源开发性产品的地域商品生产入手，分析了明清时期陕西三区商品生产的时段特征与地域特征。通过分时段的历史资料整理、归纳，运用统计与数量分析的方法，对明清陕西商品生产的规模、力度进行了总的论证，并从需求与供给的角度研究各地域及各产业在发展上的变化。
四、首先分析了明清时期陕西商业运输工具与地区适应性问题。进而从明清两代商路发展格局变化过程入手，探讨了陕西商路发展与自然、人文地理因素的关系。通过大量而详实的史籍分析，恢复了明清陕西商路走向的总体面貌。指出在明代由于受西北蒙汉政权争夺战的影响，陕西驿路建设曾得到官方多方维护与修葺，因此，当时陕西商路走向与驿路重叠，尤其陕北地区表现明显，商业城镇与市场亦沿着这一路线分布。入清以后，政府干预逐渐减少，商路呈多元发展趋势，陕北商路有东向发展的趋势，陕南汉江水运发达，关中形成沿渭河平原东西走向的陆路交通。由于商路走向改变，商业市场分布格局亦随之出现地区性变动。论证了商路对形成陕西商业市场地域分布格局的关键性、制约机制。
五、分层级论述了关中、陕北、陕南三区商业中心的成长过程与分布格局。重点分析了明清陕西省域商业中心的成长过程。通过史料分析与指标认证，得出结论，明清时期陕西以西安为中心，包括泾阳、三原两县在内，形成超省域商业中心，但这一商业中心有前后递嬗的过程。这一递嬗过程并非如前人所论，是由于商路走向的影响，实为受封建政府政策性因素干扰所致，这种干扰是封建制度下的历史必然，在封建时代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
六、地区中小城镇的多寡标志着地区商业发展程度高低。本文从陕北、关中、陕南三区入手，分别剖析了各地商业城镇发展的时段性特征与地区分布差异，总结了三区商业城镇的发展特征与分布规律。结论：明清陕西商业城镇的发展程度不比江南，与同期华北地区相比亦显落后，地区中小商业城镇的发展往往无法超越本州县治城商业发展水平，显示出明清陕西商业经济发展还较为落后的特点。另外，地区城镇商业发展具有时段性与地区性差异，它不仅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受地区时段性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很大，如明代陕北蒙汉对峙区，受军事消费的影响，曾一度出现军事城镇商业化的发展过程，在本地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典型意义。
七、农村市场范围广，数量大，对它的发展程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充分把握广大农村人口的商品需求度问题。明清陕西农村市场大体包括集市与庙会两种形式。本文通过对明清陕西四百余部方志与乡土志的搜集、整理，分四个时段（明中叶、清初、清中叶、清末）统计估算出本省集市市场的总体数量，订正了前人统计数据上的错漏，且分析了其在地区分布上的差异。通过对各区集市密度、集期安排、集市商品构成等要素分析，探讨了明清陕西集市在地方商品流通中的地位。另外还分析了庙会市场在本地区商品流通中的作用。认为明清陕西庙会市场往往分层级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发挥的作用不同，成为农村集市的一个有力补充，它是陕西市场层级分布特征的集中体现，也是传统农业社会中地区封闭的市场状态的一个最充分的反映。
八、分析了陕西三区市场结构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方面，总结施坚雅针对中国市场研究理论，剖析了清代陕西各地区商业市场格局的地域特殊性。认为商业集镇在一定地区的分布格局不仅与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相关联，同时受商品经济发展阶段性制约。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形态形成各地区不同的市场分布格局。在清代的陕西，市场地区分布的差异与不平衡性是主流，而区域有规律分布格局仅仅存在小范围地域之中。另一方面，通过对陕西州县级市场结构的分析，进而上升到商业城镇以及区域流通格局的分析，认为清代陕西市场流通格局在各地区具有分散发展的趋势，但从总体来看，已经形成统一的整合的市场流通体系，今天陕西省域商品流通格局的奠定肇端于清。
九、通过对粮食、牲畜、棉花市场的具体分析，进一步阐述了不同形式的市场对不同类型的商品流通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且具体考察了清代陕西粮食、牲畜、棉花、药材、木材、食用油等商品的对外输出情况，部分考察了单项商品的贸易量与贸易额，如棉花、牲畜等。从中可以看出清代陕西对外输出商品的种类以及部分商品输出量。
十、对明清陕西的商贸中介与金融市场进行了分析与研究。通过对明清陕西牙行的设置与牙税征收数量的分析，阐述了明清陕西市场上商品流通的大致情况，以及清代陕西关中、陕南与陕北三区商贸发展的区域差异。通过对金融市场的雏形——典当业的研究，分析了这一市场在三区的发展历程及地区分布差异性。借助金融市场的地区融资途径，明确了金融市场在陕西三区商品流通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十一、总结明清陕西商贸特征并分析其形成因素。从市场与商贸两个方面，分析了明清陕西商业发展的地域特征。且建立在对陕西与同期其它省份市场与商品流通的综合对比之上，考察了它在全国范围内所占有的特殊地位。总体结论，明清两代，陕西商品经济曾有过长足发展的时期，无论从市场发育，亦或商品流通上均表现明显。然陕北、关中、陕南三区发展并非同步，陕北、关中两区起步较早，明中叶在北部边塞军事消费带动下，这里的商业市场就曾出现蓬勃发展的进程。陕南地区大体在入清以后起步，清中叶发展到高峰。清中叶也是陕西全省商品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商业市场增多，商品流通频繁，经济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但总体来说，明清陕西商业发展仍然是建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还相当牢固的基础之上的商业经济，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它的市场发育往往表现出空间的不完善与区域发展不平衡性。虽然在一些大宗商品的流通上，往往呈现出省域市场统一的流通局面，但在各区内部商品流通则呈现出小区域的分散格局。形成以上商业发展特征的重要因素既由于地区自然环境封闭，亦有人文与制度因素的干扰，而这种流通渠道的不畅通与市场影响力的低弱是限制陕西经济迈向近代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
 
6、张萍论文《州县内外：清代关中县域商业发展与商铺数量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发表。
清代是陕西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地方专业性生产与地域经济格局形成期。关中地区作为陕西的精华荟萃之区，是商业经济发展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出现了一些典型的手工业、商业性城镇与市镇。但总体发展水平上专业市镇的商品集散能力有限，与县级城镇相比仍有距离，而整体县域商业市场的分布格局仍以县城为中心，形成放射状、分散型小型村镇市场普遍分布的格局，这一点与江南、华北不同，也是这一地区商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就商铺数量来讲，限于统计资料缺乏，本文根据宣统《陕西全省财政说明书》的捐税记录，大体估算出了一些州县级城市的商铺数量，总体来讲最多者达400余家，少者仅30余家，一般平均在100家左右。
 
7.张萍论文《环境史视域下的疫病研究：1932年陕西霍乱灾害的三个问题》《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发表。
本文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陕西霍乱灾害置于环境史的视域下加以考察，针对以往研究尚不充分的三个问题，提出以下观点：一，1932年中国的霍乱灾害是在北半球中纬度地区极端气候条件下发生的生态灾难。陕西属生态环境脆弱带，受此影响更大，因此受害最烈。二、潼水疫源地的传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反映了当时陕西民众对于“毒”与“菌”认知上的缺失，也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战背景下的时代产物。三、综合各种统计资料，并结合当时陕西特殊的社会背景、民众生存条件、灾害后的人群健康与营养分析，本文认为，1932年陕西霍乱灾害中死亡人口占染疫人口的比率在40%以上，当在20万人左右。
 
8、张萍申请获批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碑记所见西北地区城镇形态演变与城镇社会变迁(1368-1911)”。（2014年）项目批准号：14AZS011。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共分两部分。
一为筑城碑记资料的编纂。系统整理明清以来西北地区筑城碑记资料，使之得以保护，流传于世。众所周知，西北地区一直有重汉唐轻明清的学术取向，由于汉唐丝绸之路通过此区，长安作为中古时期的首都，地面与地下文物均十分丰富，这些文物的保护已成为地方考古与文保的重中之重，明清地方文献与文物长期未受到重视，毁佚颇多，因此，明清西北地区文物与文献的保护与研究有待加强。西北筑城碑记以明清时期为主，散见于西北地区各县市文化馆、文庙或寺庙之中，有些也散存于田野，部分收入各时期地方志内，大约存世三百余篇。目前这类文献少有编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本世纪初，陕西部分县市编辑出版了本地碑刻集，偶有收录，但是，无论地方志或县市碑刻集均只收碑阳，缺少碑阴（碑阴是详细记述城池捐筑者名号的功德记，是研究城镇社会史绝好的文献资料）。无论碑阳与碑阴，对于研究城镇形态演变都较其它史料更为详实，价值更高。基于此，本课题拟对散见的三百余篇碑记资料，通过文献收集、田野考察等方式加以搜集整理、点校与互勘，完成西北地区筑城碑记资料集的编纂。
二为城镇形态演变与城镇社会变迁的研究。筑城碑记一般记述各地方城池修筑的时间、原委、工期、材料、费用以及主持修筑与捐筑者的名录、资金来源等，叙事详备。尤其城池加筑时所述城镇扩张的内容，往往涉及到当地的人口与社会结构，在中国古代缺少城镇内部人口与社会阶层记述的文献中，此类叙事尤显珍贵。且碑记资料十分具体，对某个城镇发展演变有详细叙述。结合档案、实录、地图等文献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历次修城的过程与时间，它既有国家统一指令性的内容，也有一些地方行为，对其考释、统计、分析，能够看到西北地区城池修筑的条件，城关、复城等复杂的城池结构形成的过程，理清原委，分析内涵。另外，明代西北地区存在大量军镇卫所，府卫同城、县所同城的现象比较多，这样的城镇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张，经清代军镇的职能转型，城镇结构变动很大，西北筑城碑记有一些详实的记录，结合档案资料可以将各类不同城镇的发展有所区分，也能理清城镇发展演变的内在驱动力。通过以上研究最终形成对明清以来西北地区城镇形态演变的总体认识，讨论西北地区复杂环境条件下的城镇形态特征，探讨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军事要素与民族关系等诸多因素对地区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与意义，为今天西北地区城乡关系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