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都西安，有一个以玄奘法号命名的广场，这就是大雁塔南广场———玄奘广场。广场南侧有一尊令人瞩目的玄奘全身塑像，这位高僧以行走状，执持着锡杖，注视着远方。由于广场位置的缘故，高僧注视的是绵延山岭及其后面的南方，在本人内心却将其理解为印度古国所在的西方。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陕西师范大学的新校址选在了大雁塔西南边，从那时起，大雁塔就成为学校方位的一个地理坐标。2014年10月，因校庆七十周年之机缘，学校确定“抱道不曲，拥书自雄”八字为本校学风，给全校师生的精神生活注入了坚毅而高远的内容。在中国历史上，深具此信念、且又身体力行的人士，本人力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之传主———玄奘高僧。　　唐初，已数次来到长安城的玄奘法师，在诵经和解经中学问精进，渐渐在心中产生了一个夙愿，那就是“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僧人慧立所书、彦悰笺注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样记述，玄奘等人追羡法显、智严前辈，“皆能求法，导利群生”，都把“高迹无追，清风绝后”看作是终身憾事，于是，他们“结侣陈表，有诏不许。诸人咸退，唯法师不屈”。

　　贞观初，终于有了一个机会，玄奘法师随秦州僧人到达了秦州（今甘肃天水），又前行至兰州（今甘肃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却遭遇守军的阻拦。史载，“时国政尚新，疆埸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法师被拦，颇不情愿，他在路上对劝阻他的胡人说：“贫道为求大法，发趣西方，若不至婆罗门国，终不东归。纵死中途，非所悔也。”

　　幸而得到当地僧人的暗中协助，法师得以一路西行，有时还是匹马单人。这一违法西行，私自越境的做法，更增添了法师印度之行的历史深度。

　　在独自穿越玉门关以西的哈顺戈壁（唐代称莫贺延碛）时，法师曾陷入九死一生的处境。史载，这一片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法师“行百余里，失道，觅野马泉不得。下水欲饮，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资，一朝斯罄。又失路盘回，不知所趣”。法师在这样的处境中依靠的是自励和神灵护佑：

　　“自念我先发愿，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今何故来？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于是旋辔，专念观音，西北而进……”

　　经受了 “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之绝境，及至在众人簇拥下进入到高昌国之白力城，国王麹文泰面对玄奘法师说出了心里话：“拟师至止，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僧徒虽少，亦有数千，并使执经充师听众。伏愿察纳微心，不以西游为念”。———听到“不以西游为念”这句话，法师当即表明心迹，自己无法接受。而这位国王之心诚，也是无以复加的，随即采取多种办法来劝解法师，法师无奈之际，采用过绝食的办法来对待，最后说“玄奘来者为乎大法，今逢为障，只可骨被王留，识神未必留也。因呜咽不复能言”。———以死相告，这是法师更不得已的谢绝之策，弄得国王只好作罢，行前说：“任法师西行，乞垂早食”，早食后上路，法师又西行了。

　　还有一个细节，在此也应该提及。当玄奘法师来到素叶城（也称碎叶城）时，见到了突厥的叶护可汗，可汗阅读过高昌使者递上的国书后，对法师极表欢迎。住下数日，又有人劝解法师：“师不须往印特伽国（指印度），彼地多暑，十月当此五月，观师容貌，至彼恐销融也。其人露黑，类无威仪，不足观也”。法师回告说：“今之彼，欲追寻圣迹，慕求法耳”，其他际遇，在法师这里，根本就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依赖这样的执着和诚心，玄奘法师终于踏上了印度的土地。数年间，法师一边学习佛教经论，一边巡礼佛教遗迹，在那烂陀寺留学五年，聆听了戒贤高僧讲解的《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等佛经，还学习了婆罗门教经典及各类梵书。等到法师打算归国之时，僧侣们纷纷前来劝说，提到的最大理由是印度为佛祖诞生之地，使徒不应该离开这里，而且此事还惊动了戒贤高僧。在这种情势下，玄奘法师认真地回答道：

　　“此国是佛生处，非不爱乐。但玄奘来意者，为求大法，广利群生。自到已来，蒙师为说 《瑜伽师地论》，决诸疑网，礼见圣迹，及闻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庆，诚不虚行。愿以所闻，归还翻译，使有缘之徒同得闻见，用报师恩，由是不暇停住”。

　　戒贤高僧听后欣喜，说到：“此菩萨意也！吾心望尔，尔亦如是。任为装束，诸人不须苦留”。说罢就回到了自己的僧房里。

　　贞观十九年（645）春正月，离开东土多年的玄奘法师，终于回到了唐朝国都长安城，由于法师在西行求法中体现出的学问、品行和追求精神，深受西域各国和民众的敬重膜拜，其回程比之去时自然减少了许多危难和劳累。到长安报上从域外带回的珍品有数百件，计有“请得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驱，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拟摩揭陀国前正觉山龙龛影像……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凡五百二十夹，总六百五十七部”。这一张清单，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证据资料。

　　归国后，玄奘法师先后受到唐太宗、唐高宗的极大礼遇，他在长安城内的弘福寺、大慈恩寺，城外的玉华宫，洛阳城外的积翠宫建立过译场，翻译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他的译经情景，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有一段记述：

　　“法师还慈恩寺。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过乙之后，方乃停笔。摄经已，复礼佛行道，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每日斋讫、黄昏二时，讲新经论，及诸州听学僧等恒来决疑请义。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复来咨禀。复有内使遣营功德，前后造一切经十部，夹纻宝装像二百余躯，亦令取法师进止。日夕已去，寺内弟子百余人咸请教诫，盈廊溢庑，皆酬答处分，无遗漏者。虽众务辐凑，而神气绰然，无所拥滞。犹与诸德说西方圣贤立义，诸部异端，及少年在此周游讲肆之事，高论剧谈，竟无疲怠，其精敏强力过人若斯”。

　　本校古籍整理专家贾二强教授早年对这一段原文的今译是：

　　法师回到大慈恩寺。从此以后，专心致志从事翻译，分秒不虚度。每天自定课程，用笔在经本上作好标记，如果白天有事没能完成，就连夜赶译，译到标记之处，方才停笔。收起经本后，又向佛像礼拜绕行，到三更才睡一会。五更又起身，诵读梵本经文，用朱笔点定，准备天明后翻译。每天饭后和黄昏时讲解新经论，并回答各州前来听讲的僧人们提出的问题。同时因为主持寺务，寺里的事情都要向他请示。又有宫中宦官奉命前来营造功德，先后抄写一切经本十部，制作用珍宝装饰的夹纻佛像二百余驱，也都听法师安排。到了夜里，本寺弟子一百多人都来请教，挤满了廊庑，法师都回答指点，无所遗漏。尽管事情繁忙，法师仍应付裕如，绝无迟滞。还常和高僧们谈论西方圣贤立义，诸部异说，以及少年时在国内周游学习的经历，高谈阔论，不感到疲倦，精力过人如此。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冬十月，因“京师多务，又人命无常，恐难得了”，玄奘法师经请示后，又进入玉华宫进行翻译事项。至次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师“命嘉尚法师具录所翻经论，合七十四部，总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此即为法师在中国翻译史上修成的正果。二月四日夜半，法师在玉华宫圆寂了。

　　自公历纪元前后，古印度的佛教逐渐由中亚传入中国，随之而出现的僧侣阶层中，有许多心肠异常慈悲、品行极为端正、学识相当渊博的人士，这是那一个时代的明显特征，玄奘法师即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西行中念念不忘、在印度刻苦钻研的“大法”，就是可以调解诸家异说的佛经总纲。在唐朝两京的诸多寺院中，他左右不离经卷，不是在讲解经论，就是在翻译佛经，每时所思，每日所为，都处于那一个时代的中心位置上。因而，他的追求可以看作是那一个时代的最大需要。

　　如今，玄奘高僧的事迹，对于我们每一名教师和学生都是有意义的。随着年事的增长，每个人迟早都会明白，什么事情是自己应该做的，是这一个时间段应该做的，什么事情是自己这一生应该做的，确定后若能矢志不移地做下去，做的过程中如果还受到了不少人的称赞和鼓励，其结果必定是不会错的，因为这其中就有一种“道”，一种需要长期坚持和坚守方能获得的“道”。

　　（作者：侯甬坚 教授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本文获2016年中共陕西省委网信办举办的陕西省“优秀网络文化进校园”最美校训校风征集活动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