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3日，我院2016级历史地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李令福老师、肖爱玲老师、孙建国老师和秦汉史学会副会长、西北大学徐卫民教授的带领下，在麟游九成宫遗址、慈善寺石窟进行一天的考察之后，于当晚6点半到达凤翔县海深大酒店。稍事休息之后，晚上7点整全体考察人员在酒店九楼会议室听取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持雍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考古学专家田亚岐先生的《考古视野下的秦都雍城复原研究》的学术报告，徐卫民教授主持。

田亚岐先生首先对雍城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提出了几个至关重要的数字：“556”——秦襄公时期至秦始皇时期，这是秦国的主要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秦国人建都雍城，进入了发展快车道；“300”——秦德公到秦献公时期，这一时期，秦国蓄势秦都，获得了坚强的国家实力，奠定统一六国的基石；“83”——秦始皇至汉武帝时期，雍城成为秦始皇时期敬祖拜谒的圣都，也是汉初至武帝时期国家郊祀祭天之地；“2793”——秦人立国到当代盛世，秦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顺势而为，饮马于河的坚强理想和信念，以及秦人礼器少而兵器精的务实创新精神，历经汉承秦制以来的文化传承，成为华夏正源文明的根基所在，也为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深远意义。

其次，田亚岐先生回顾了雍城考古工作历程，并把它分为四个阶段：1934年至1935年是雍城考古工作的启蒙期，徐炳昶等教授主持宝鸡斗鸡台考古，是考古人进入雍城工作的开始；1959年—1966年是雍城考古工作的探索期，开始了寻找雍城的工作；1974年—2000年是雍城考古工作的拓展期，城陵结合、发掘墓葬，秦公一号大墓及其周边的考古发现，奠定了雍城的基本格局，宫城、陵室位置基本明确，但未发现郊外祭天祭祀的遗址；2001年—至今是雍城考古工作的转型期，大遗址考古的背景下，为了更好的做到保护和规划，对雍城考古提出了新的要求—保护、展示、研究一体化。80多年持续的考古工作为世人再现了一座黄土之下辉煌灿烂的强秦都城。

田亚岐先生在报告中着重分析了雍城发掘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第一，自然水环境是早期雍城择都的先导条件，雍城北面是雍山，大河环流、小河穿越，聚落沿河而居，交通便利，经历了早期的利用自然到改造自然的变化。

第二，介绍秦雍城城市规划与沿革的“三步曲”：第一步曲以瓦窑头为中心“城堑河濒”期，其城的面积大约为1平方公里，初期城规模较小，以河为界域，是“庙寝合一”与聚落平行的和谐时代；第二步曲，以马家庄为中心的“城郭结构”期，其城面积约为7平方公里，对城址进行了正式规划，双环沟开始出现；第三步曲，扩城之后“悼公二年，城雍”期，其城面积约11平方公里，出现了城外之城，完成了从初期以单一防御为主到晚期大都市的转变。

第三，在雍城考古工作中，还发现了大型礼制性建筑，其建筑格局也有了一定的变化，文献记载呈“左祖右社”与“前朝后市”布设，考古发现与其相对应，同时宗庙、朝寝布局上也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四，确定了“聚族而居”定居背景下生活与生产型的“国人”聚落形态，目前的考古工作并没有发现城外居民聚落痕迹，贵族居于宫殿之内，而平民居住在半地穴式的民居内，居民大都自给自足，城内发现了许多大型制陶、冶铁、武器加工等国营作坊，由服役人员在内工作。还发现了凌阴遗址，为秦人藏冰之所。

第五，在葬制上，秦人也实行“聚族相葬”的制度。秦人的墓型，呈中字型、凸字型、目字型、刀把型和甲字型，甲字形曾推测为秦君夫人之墓，但发现数量较少，此说法不太可能，而有可能为未享国太子之墓。随后，田先生简要介绍了秦公一号大墓的发掘情况。秦公一号大墓发掘了10年之久，是已发掘的两座秦公大墓中的一座，反映了秦人宏大的葬制。秦公的葬式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最原始的“黄肠题凑”之式，棺椁木头的取直之法与金属加工之法，充分体现了秦人的创新精神和高超的制造工艺。

最后，田亚岐先生还着重介绍了最新的重大考古发现—雍山血池遗址，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天坛遗址，其应为汉高祖刘邦设立的北畤遗址。畤的选址应该在“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筑坛须有 “封土为坛、除地为场、为坛三垓、神道八通”的形式和规模，此畤的发现与文献完全相符。祭祀坑也是祭天遗址很重要的部分，分为车马、玉贝坑和三牲坑，此次发掘大都为车马祭祀坑，坑大物小，属于礼仪性的。在坑内还发掘出成对的阴阳玉人，男玉人代表天与阳，女玉人代表地与阴，还有玉璋、玉琮、玉璜等。此外，推测遗址附近应有与雍畤相配套的重要建筑群，如皇帝斋宿、祀官常驻、存放祭具祭资、宰杀暂存牲品之所。在血池遗址中，一般用年龄较小动物的生肉和血液，在已发掘的祭祀坑中，有小型马坑和空坑，而在雍山附近，也有村落名为血池村，这些可能都是存在血池遗址的证据。

报告结束之后，我院研究生与田先生进行了互动，田先生对学生的提问进行了一一解答。讲座于21：30左右结束，同学们获益匪浅，也为第二天的雍城的学术考察奠定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