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3日上午，在我院罗瑾歆博士的邀请下，来自校内外的多名青年学者在教育博物馆西附楼S314参加“环境史与早期农业”青年学者学术沙龙。本次沙龙由罗瑾歆博士主持，李令福教授评议。受邀参加本次学术沙龙的青年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钟华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郑晓蕖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文化遗产学院田多博士，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屈亚婷博士。另外，本院胡鹏博士、毛慧博士、陈绍俭博士、李鹏博士和各位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学术沙龙并与参会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钟华博士进行了题为《河济地区先秦时期植物考古研究》的报告。报告指出，通过河济地区先秦时期两处遗址一手植物考古材料，以及之前学者在该地区和邻近、周围区域的相关研究，结合考古学背景和自然环境背景，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首先，河济地区从大汶口时代早期到东周时期的整个先秦时期，似乎都体现出了农业发展的独特性，尤其在与其西侧中原地区各个时期农业结构的比较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其次，河济地区的农业生产模式受到了不同时期遗址所属考古学文化的强烈影响，反映出各自考古学文化在当时的生业结构特点。再次，河济地区主要农作物生产模式的变化在先秦时期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大汶口时代中晚期，以粟为主的农作物遗存，伴随着旱作农业体系的建立，取代了以黍为主，采集经济仍占很大比例的大汶口时代早期生业模式；第二次发生在东周时期，以粟麦为主的新型旱作农业模式取代了传统的粟黍旱作农业格局，小麦的重要性大大提升。

郑晓蕖博士进行了题为《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末期植物考古学研究》。报告中将涉及到区域划分为长江下游东部地区和淮河下游东部地区。通过对各地区考古发现的大植物遗存、植硅体、孢粉进行采样、浮选、分析，考察出土的农作物、野生植食资源、杂草、水田等植物考古资料，大致得出以下初步结论：第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末期，在江淮东部区域几乎所有文化的遗址都经历了从以采集野生可食性植物资源为主而转向逐渐依赖农业的过程。第二，水稻的驯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开始于万年前，经历了数千年的人工干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驯化速度加快，至晚在良渚文化时期已趋于稳定，完成了由野生稻到栽培稻的进化。第三，水稻的北传开始较早，后李文化时期便已经到达海岱地区，但稻作农业体系的建立则相对滞后。海岱地区虽发现早期水稻，但直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海岱地区南缘才开始建立稻作农业体系，并在龙山时代达到了较为发达的阶段。第四，旱作农作物可能在距今6000年左右已经传播至长江下游东部，但是否为本地种植尚不清楚，可为粟作农业的南传提供更多信息。

田多博士进行了题为《植物考古视角下的公元前一千纪新疆东天山地区农牧业》的报告。报告指出，东天山地区位于新疆东部，山地、盆地、河湖相间，自然环境多样，植被垂直差异明显，适合多种生业方式。公元前一千纪是气候变化和文化快速交流融合的时期。东天山南北的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植物资源利用相关的证据。但是，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地区的生业模式、农牧关系、植物资源的利用及其水平等相关研究很少。田多博士的研究从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群的植物考古浮选成果出发，结合近年来作者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行分析和归纳，从而以植物考古学视角去探索上述问题。

屈亚婷博士进行了《如何利用多重资料探讨中国史前人类生存策略的演变历程》的报告。报告在稳定同位素食谱分析方法、原理与多学科应用的简单介绍基础之上，通过对目前国内外已发表的稳定同位素数据进行重新整理分析，尝试结合动、植物等考古资料，综合探讨我国史前人类生业经济的演变规律以及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最后由李令福教授进行总结致辞。李令福教授认为科技考古的新方法与新发现对我们从历史学角度理解早期农业的发展演变非常具有启发性；强调了历史地理学与科技考古、环境考古等多学科交叉对学术发展的重要意义；最后，对本次青年学者学术沙龙的主题与形式表示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