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译心 通讯员 张博）1月10日，由中国科学院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史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历史动物研究的现状与反思”青年工作坊成功在线上召开。本次工作坊共有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苏州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南昌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兰州交通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黑龙江社会科学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

　　在为期一天的会议里，与会学者围绕历史动物相关的“理论、方法与视野”“珍稀鸟兽研究”“水产与病虫害防治研究”“文化、地理及贸易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每一篇与会论文都得到了建设性的评议和讨论，学术交流的效果显著。工作坊还设置了圆桌会议环节，对中国历史动物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建言与展望，达成众多共识。

　　在工作坊开幕式中，会议召集人、中国科学院大学曹志红副教授对本次工作坊举办的目的、主旨及主办方进行了介绍，阐述了中国历史动物研究的历程及其价值、意义。陕西师范大学侯甬坚教授在会议致辞中回顾了老一辈学者开创历史动物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以及自己组建学术团队、指导研究生开展历史动物研究的探索历程。他还结合目前国外相关研究的代表性著作，阐述了人与动物关系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对未来中国历史动物研究的发展提出期望。

　　第一部分的议题为历史动物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视野，这也是目前中国历史动物研究亟待突破的关键之处。本场共有4位学者进行报告。云南大学潘威副教授的《中国历史动物数据库建设进展》对目前已经初步组建完成并逐渐完善的中国历史动物数据库的建设原理、历程及主要功能进行了介绍与演示，并对该数据库的利用价值进行了阐述与展望。南昌大学吴杰华博士的《动物史研究的反思与重构》通过对中国历史动物研究的梳理与分析指出，目前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历史动物地理研究存在研究对象和内容较为狭窄，在研究时段上相对靠后等问题。他建议兼顾环境史与历史动物地理之长处，在重视历史文献作用的同时，正视自身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重新审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遵守基本的动物伦理，突破“人类中心主义”。陕西师范大学张亚婷教授的《中世纪西欧骑士文学中的动物地理》通过分析12到15世纪英格兰、法国、威尔士骑士文学文本中人与动物的互动，分析在不同场域中人与动物的相遇和互动关系，研究场域在人与动物权力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和隐含的文化、经济和伦理意义，对中国历史动物研究非常具有借鉴意义。清华大学陆伊骊副教授的《全球视野下的水母研究》基于全球视野，透视“水母热”与水母“全球称霸”背后，水母在自然史、生物史及社会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呈现出水母在人类历史上的多元性和人类社会的密切关系。最后，中山大学沈宇斌副教授对上述报告进行了点评，他在肯定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着重提出了中国历史动物研究要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并在发展过程中坚守历史学本位等建议。

　　第二部分的议题为珍稀鸟兽研究，5位学者分别围绕象、虎、海东青等珍稀动物进行了汇报。云南大学耿金博士的《马与象：中国西南地区的动物历史与族群政治》立足于不同时期西南地区民众与马、象的互动，揭示了马、象两种动物地位变化背后的族群政治变化，并对动物环境史研究中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综合考量提出了新的思考。兰州交通大学张洁副教授的《环境史视野下宋代玉津园内的“秣象”》以环境史的视角对宋代玉津园内养象所的设置及功用、象只来源、驯象的饲养、驯象的需用等内容进行细致分析，并指出人类对于驯象的过度利用，以及“齿嫩驯熟”的驯养方式，对亚洲象生存繁衍具有严重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张博的《乘兴象驾：元代蒙古统治者对驯象的认知与利用分析》则对元代蒙古统治者与传统中原君主迥然不同的驯象利用方式、特点、原因及影响进行了分析总结。苏州大学王晗副教授的《历史叙事的考量：晚明至清中叶陕北黄龙山区的人虎关系研究》突破传统人虎关系的研究思路，将关注重点放在了往往被忽视的人虎共存的地理环境上，以晚明至清中叶黄龙山区东麓的“祛虎”、“捕虎”行动，以及清中叶黄龙山区西麓“虎伤人”、石养源捕虎事件为例，分析人虎关系变化背后的黄龙山区自然环境变迁。山西师范大学聂传平副教授的《鹘自何方来：海东青之产地考辨》通过历史学和生物学的结合，探讨了宋代以降传统文献对“海东青”之名望文生义地臆解现象及“海东”语义的变迁，否定了海东青由“海东”或东方大海飞来之说，对由于海东青（矛隼）、猎隼、阿尔泰隼的混同所造成的关于海东青产地的误解现象进行了辨析，并就驯养海东青习俗的传承与变迁进行了细致分析。最后，黑龙江社会科学院胡梧挺副研究员对上述报告进行了点评，并就部分疑问与相关学者展开讨论。

　　第三部分议题为水产与病虫害防治研究，4位学者分别围绕鲸鱼、黄鱼、畜鸭治蝗、老鼠等动物与人类的互动进行了报告。黑龙江社会科学院胡梧挺副研究员的《“海大鱼”与“鲸鲵睛”：十世纪前东北亚的捕鲸与鲸制品利用》利用多国历史、考古、民俗、宗教等多元材料对十世纪前东北亚地区民众的捕鲸活动以及鲸须、鲸眼等鲸制品的利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重庆工商大学刘静博士的《20世纪50—70年代青海湖湟鱼捕捞活动研究》对20世纪50—70年代青海湖湟鱼捕捞的经济、政治意义、民众环保意识与折衷抉择等进行了分析总结。中山大学沈宇斌副教授的《畜鸭治蝗：明清以来的害虫防治与动物技术》以1776年出版的《治蝗传习录》为基础，对畜鸭治蝗这一中国重要的生物治虫技术的起源、传播与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不仅揭示了人、动物、环境三者互动关系在传统农学与现代应用昆虫学中的塑造，更突破“西方中心论”反思，揭示了本土畜鸭治蝗方式的合理性。最后，清华大学陆伊骊副教授对上述报告进行了点评，并对国外相关问题的研究新进展进行了介绍。

　　第四部分的议题为“文化、地理及贸易”，5位学者分别围绕动物考察、动物分布格局及地理意义、动物形象变化、动物产品贸易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汇报。云南社会科学院曹津永副研究员的《异域、他观与文化遭遇———近代西方人在西南地区的动物考察》以对西南地区熊猫等动物的考察为例，对近代西方人在西南地区动物考察的概况进行了梳理，对动物考察阶段与特点进行了划分与总结。西北大学李冀博士的《胡焕庸线还是亚热带北界？——全新世若干“喜热动物”真实分布极限及其地理意义再探讨》结合历史地理学与生物学方法，针对学界以往关于犀、象、水牛、扬子鳄、獐等野生动物与亚热带北界关系的传统认识进行反思与新解，认为历史时期曾生存于北方地区的所谓“亚热带动物”，实际并不一定怕冷，而是“不耐旱”也即“喜湿”，其分布极限与胡焕庸线及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存在一定相关性，而非与当时亚热带之北界相联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丁曼旎博士的《京津冀地区动物多样性与分布格局研究（1644—1911）》讲解和展示了京津冀地区动物数据库的运行和操作方式，并就这一数据库其未来如何应用于实际研究进行了展望。最后，南开大学黄相辅副教授对上述报告进行了点评，并就历史动物相关研究理念、方法进行了展望。

　　在圆桌会议环节，与会学者就中国历史动物研究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讨论与展望。如侯甬坚教授提出，要着重分析历史时期人是怎样对待动物的，这既包括野生动物，也包括与人朝夕相处的家养动物，探究人与动物“生死之交”般密切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而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需要相关研究者们组建学术共同体，更多地推出有价值的专著，以增强中国历史动物研究的影响力。沈宇斌认为，中国历史动物研究要以多学科角度寻求理论上的突破，积极参与到史学界重大问题的讨论中去，实现“以小动物回应大问题”。陆伊骊强调，历史动物研究需要打破学科分野，不同领域要加强交流与合作，并且增强国内外交流。刘静则提议加强近现代历史动物的研究，等等。

　　与会学者达成以下共识：首先，中国历史动物研究具有较大的价值与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以人与动物互动的全新视角认识地理环境、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而且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历史经验。第二，中国历史动物研究不再仅局限于动物分布区域变迁、动物资源利用等传统议题，相关学者已经并将继续以人与动物的互动视角对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重要问题进行分析讨论。第三，中国历史动物研究在理论上需要加以总结提升，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多学科结合，并密切加强与国外学界的联系与交流。第四，中国历史动物研究需要对此有兴趣的相关学者组建学术共同体，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推出更多有影响力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