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中，郑炳林教授以部分敦煌汉简的记录内容为切入点，通过对四个具体研究案例进行重新阐释，指出该汉简对于西汉时期西域历史的传统记载及认识具有修正、丰富和细化的重要作用。

首先，他从西域都护府的设置和管辖范围讲起，针对《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偏差，通过解读汉简提出新解，指出西域都护的管辖范围就是所谓“卅六国”，而其统治力的加强除体现在控制地区的扩展上外，更表现为对诸国事务的直接干涉。凡此种种，为重构西汉西域版图提供了关键证据。

随后，郑炳林教授利用悬泉汉简提供的信息并参考前人注释，对日逐王归汉的具体路线进行了修正。前人胡三省认为《资治通鉴》中的“河曲”当在西域金城郡界，而根据悬泉汉简并参考实际里程得出的研究，所谓“河曲”并不在金城郡，而是在敦煌以西的地方，推测应当在渠犂以北焉耆一带。

接着，郑炳林教授又就悬泉汉简对于楼兰国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作了阐释。据记载，傅介子完成刺杀楼兰王的任务后就调动西汉在楼兰的驻军，镇抚楼兰并斩楼兰王首送悬北阙下，证明西汉在元凤四年前就在楼兰境内设置了屯田机构。元凤四年后，楼兰王带领手下260人入朝奉献，并改名为鄯善，此后西汉经敦煌郡与鄯善的交往正是对与楼兰关系的延续。地处通西域的交通要道之上，鄯善是西汉与西域交往中来往最为频繁的西域地方政权之一，敦煌汉简对此多有记载，这些都是《汉书·西域传》中所没有的，为我们了解西汉与鄯善的交往增添了新的史料。

讲座最后聚焦阳关的历史定位。郑炳林教授结合汉简文书与考古发现，还原了阳关作为西汉与西域交往核心关隘的功能。阳关不仅是商队、使团进出中原的文明之门，更是军事防御与文化融合的枢纽。他举例汉简中记载解忧公主归汉、康居进献名马等事件，均以阳关为节点，这些都体现了敦煌阳关是西汉与西域间通使通商的观赛，是与西域交流交往的一扇大门。